提示：仇英绘《清明上河图》时借鉴了张择端的构图，画最右侧为市郊的山水田园，画面中段以城外的一座桥梁为中心，过渡到画左侧城门与城内的景象。比较时，可选择区域、内容相近的部分进行比较。
范例：比较画卷右侧城郊区域，宋本与明本中都有一支乘轿的队伍（或许是行清明时节的某种仪式，也可能是婚嫁的队伍）。相比之下，明本中的轿子显得装饰更多、更花哨，也需要更多人抬。这或许表明了明代人在出行方面更喜欢铺张场面，有奢侈炫耀之风。

宋本《清明上河图》：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paint/228226.html
明本《清明上河图》：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Collection/Detail/5569?dep=P
（点击画面均可查看大图，后者网页可能加载较慢，若图片打不开可以试着多刷新几次）

问题二：阅读以下三则选段，说说在明代中晚期，商人的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你是那时的一名士绅，你是否会像文徵明一样接纳商人进入你的社交圈子？为什么？

（节选自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在最严格的儒家社会模式里，士绅被置于首位，而商人处在底层。但在明代中叶,因为有些商人得以进入士绅的圈子,而有些士绅又接纳了他们,并从文化传统中寻找先例去为商贸辩护,两个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例如,16世纪40年代初期,一位河南的知县提出，《易经》视市场为良好社会秩序的一部分，用以表明“盖以利民而通货也”。他进而以传统的方式争辩道，商人应该被征以轻税.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会使国家与人民竞逐他们可能从商业贸易所得的利益。这位县令显然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推论，即国家调节市场的利益旨在防止“劣币驱逐良币”。但是他并不像许多明初评论者那样，相信商人是坏人中的一类。不能调整市场使之作为公平交易的地方，不仅会把商人赶离当地市场，也会迫使他们投身走私活动以继续他们的贸易。他总结道：“驱农以为商，尤可也，驱商而为盗，不可也。”他并不特别认为农业绝对优于商业，他把确保市场良好运作也作为知县职责的一部分。

在这种身份转换的氛围中，商人渴望得到士绅身份，乐此不疲地尝试各种方法以实现从商人阶层到士绅阶层的转变。其中方法之一就是模仿士绅的行为举止。这我们可以从建阳出版商余象斗（他在1599年出版了历书《万用正宗》)身上看到。余象斗并不满足于通过将他的笔名“三台”印在《万用正宗》的封面和每卷卷首，或是用自己的名字装饰扉页和末尾的版权页的办法，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学者模样，而且还将自己理想中的肖像插人书的目录后面。在一幅画像中,他坐在庭园里的书桌前，摆出一副读书人的姿态。左手处摆着几卷书，面前还放着一本，已经打开；右手边摆放着砚台和两支准备好了的毛笔：摆好了看书写字的架势，但还没有开始读写。他正在跟站在旁边的三个女仆中的一个打手势说话。一个女佣在打扫园子、一个男佣正在为煮着茶水的火炉扇风。我们并不是纯粹为看画而看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人人想做士绅的社会渴望，以及一种要把这本历书打扮成文化人读物的商业动机。书籍、优雅的庭园、考究的家具、精美的陶瓷茶具中盛着的茶，都在传达着一种雅致，告诉买者：当他购买三台刻印社出版的书时，他就是在获取一种优雅的士绅阶层传达出的气韵。亭子上方的木匾“三台刻印社”,似乎些许损坏了这种士绅的形象。无论如何，这是在非常微妙地提醒着读者：余象斗经营的可是了不得的生意。

（节选自周文翰《文徵明传：苏州的风雅传奇》）
3.
文徵明和无锡富豪华氏家族几个分支如华云、华夏、华泮等都长期交往，帮助他们鉴定、题跋等。华云是无锡巨富华麒祥之子，早在正德二十年就曾请文徵明在所藏《寒塘凫雀图》上题跋，此后经常拿藏品请文徵明鉴赏和题跋，还曾收藏文家的《停云馆帖》宋四家九帖的刻石。文徵明还应华云之请为其父华麒祥撰祝寿序文、墓碑，也为华云绘制过华家园林有关的作品《绿筠窝卷》。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文徵明79岁的时候还曾为华云创作写生册页十幅。嘉靖三十年(1551年)，82岁的文徵明曾在春天、冬天两度应邀到华云家中，次年五月再次到华云家避暑，鉴赏题跋华氏的藏品。
文徵明与华夏关系也十分密切，华夏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的墓志都是文徵明撰文并书写的。嘉靖九年(1530年)文嘉在卖古书的商贩那里见到三卷《淳化阁帖》，急忙通知已经收藏有六卷《淳化阁帖》的无锡收藏家华夏，后者出重金买下后凑成九卷，文徵明为此在此给华夏的这一收藏进行题跋。华夏是嘉初年最具实力的收藏家，文徵明是他的主要鉴别顾问，如嘉靖十年(1531年)先后获得吴江史鉴旧藏的颜真卿《刘中使帖》、沈周旧藏的黄庭坚《经伏波神祠诗》、钟繇《荐季直表》等藏品，都一一拿来请文徵明鉴别和题跋。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秋天，80岁的文徵明为华夏创作了一幅别号图《真赏斋图》(图7-3)。嘉靖三十六年(1558年)华夏把这幅作品拿来，请88岁的文徵明以楷书、隶书在画右书写了《真赏斋铭》。有另外作一幅同名作品，以小楷书写了铭文。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89岁的文徵明还曾在三把扇面上题写三首五言诗赠送华夏，这可能是华夏特意请托的作品。文徵明晚年经常为各种请托画扇面，流传各地的扇面作品颇多，如王世贞后来就收藏了文徵明的扇面20多幅，重装为卷册形式便于欣赏。
文徵明也和另外一些无锡巨富收藏家如安国(1481一1534)有交往，嘉靖十一年(1532年)，安国曾经拿来赵孟頫祖孙三代创作的《赵子昂仲穆彦徽三马图》请文徵明题跋。
另一幅巨富收藏家项元汴也和文氏父子交往密切。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秋天项氏从文家购得《元张雨自书诗册》，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从文家购得吴仲圭《竹谱》。同年，项氏又请文徵明为自己用小楷书写《古诗十九首》五开半纸十一页以及陶潜《田园》等诗四首二页，还特别记载说自己为此付出了四两银子的润笔。

问题三：阅读文徵明的《顾春潜先生传》，说说他对于顾春潜的评价反映了一种怎样的“隐逸”观。你是否认同他的这种想法？为什么？

顾春潜先生传
[明]文徵明

顾春潜者，吴郡城临顿里人也。所居有田数弓[1]，每春时东作[2]，则有事其间，因筑室以居，署曰“春庵”，自称春庵居士。他日仕归，邂逅于潜[3]，人问于潜所为得名，曰：昔人谓于此可以潜隐也。乃忻然[4]笑曰：吾亦从此逝矣。遂改称春潜。春潜名兰，字荣甫，尝举于乡，再仕为令长[5]，有官称矣，而人遗之[6]，不以称称春潜云。
（中略）
居官尤事持廉，常禄[7]之外，一无所取，亦不以一物遗人。在淄[8]时，属当岁觐[9]，故事[10]入觐多行包苴[11]以要誉当路[12]，春潜徒手不持二钱。父老知其如此，率邑中得数十缗[13]为赆[14]，春潜为诗却之。及是归，家徒四壁，先所业田已属他人，独小圃仅存，有水竹之胜。故喜树艺[15]，识物土之宜[16]，花竹果蔬，各适其性，浅深有法，播植以时，而时其灌溉，久皆成林。花时烂然，顾视喜溢，循畦履亩，日数十匝[17]不厌。客至，烧笋为具，觞咏[18]其间，意欣然乐也。于是二十年余矣。自非疾病风雨，及有大故[19]，未尝一日去此，而于世俗酬应，仕路升沉，与凡是非征逐，一切纷华之事，悉置不问。居常夷易[20]，不为岸谷[21]，亦不肯脂韦取容[22]，而受性坚决，能激卬[23]任事，既多更练[24]，益用闲习[25]，盖尝有志用世[26]也。属时方重进士，而庸视[27]他途，自顾晚暮，不欲与时流相取下[28]，遂以肆志[29]为高，以隐约[30]自胜，斯其所谓潜也已。
或谓昔之隐者，必林栖野处，灭迹城市。而春潜既仕有官，且尝宣力于时，而随缘里井[31]，未始异于人[32]。人而以为潜，得微有盭[33]乎？虽然，此其迹也。苟以其迹，则渊明固常为建始参军，为彭泽令矣，而千载之下，不废[34]为处士[35]，其志有在[36]也。渊明在晋名元亮，在宋名潜。朱子于《纲目》[37]书曰“晋处士陶潜”，与[38]其志也。余于春潜亦云。

1.数弓：弓是量地单位，数弓形容田地很少。
2.东作：春耕。
3.邂逅于潜：偶然来到於潜。於潜是地名，在今浙江杭州临安一带。
4.忻然：高兴的样子。
5.令长：泛指县令。
6.遗之：忽略他，不称他的官职。
7.常禄：正常的俸禄。
8.淄：淄川，在今山东淄博一带。
9.岁觐：地方官定期入京朝见皇帝并接受考核。
10.故事：旧例，惯例。
11.包苴：包裹，这里指用作贿赂的礼物。
12.要誉当路：向当权者求取名誉。要，求取。
13.缗：成串的钱，一缗一千文。
14.赆：送行的财物。
15.树艺：种植。
16.物土之宜：根据土壤条件种植适宜作物。
17.匝：圈，周。
18.觞咏：饮酒赋诗。
19.大故：重大事故，如丧事等。
20.夷易：平易随和。
21.岸谷：高傲孤僻。“不为岸谷”即不摆高傲架子。
22.脂韦取容：圆滑讨好，取悦别人。
23.激卬：激昂，振奋。
24.多更练：经历多，锻炼多。
25.益用闲习：更加熟习。
26.用世：在世上施展抱负。
27.庸视：轻视，看作平常。
28.相取下：互相迁就、屈从。
29.肆志：随心所欲，放纵心志。
30.隐约：隐居俭朴，守持本分。
31.随缘里井：在乡里街巷中随遇而安。
32.未始异于人：未曾与一般人不同。
33.得微有盭乎：恐怕有些违背吧？盭同“戾”，违背；得微，恐怕。
34.不废：不取消，仍然。
35.处士：不做官的读书人。
36.有在：有所寄托。
37.纲目：指《资治通鉴纲目》。
38.与：赞同。

【译文】

顾春潜，是吴郡城临顿里人。他住的地方只有几弓田地，每到春天春耕时，就在田间劳作，于是建了一间屋子居住，题名叫“春庵”，自称春庵居士。后来他做官归来，偶然来到於潜，有人问“於潜”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回答说：从前人说这里可以隐居。他便高兴地笑着说：我也要从此隐居了。于是改称“春潜”。春潜名叫兰，字荣甫，曾考中乡试，两次出仕做县令，有了官职名号，但人们忽略它，不用官职称呼他，而称他春潜。
（中略）
他做官尤其坚持廉洁，正常俸禄之外，一无所取，也不拿一件东西送人。在淄川时，正赶上入京朝见考核之年，按旧例入京朝见的人多送贿赂，向当权者求取名誉，春潜却空着手不带二钱。父老知道他的为人，带领县中凑得几十缗钱作为送行财物，春潜写诗拒绝了。等到这次归来，家中空无一物，原先经营的田地已归别人，只有小园子还在，有水竹的美景。他本来就喜欢种植，懂得根据土壤种适宜作物，花竹果蔬各顺其本性，深浅有法度，按时播种种植，按时灌溉，时间久了都长成林。花开时灿烂，他看着满怀喜悦，沿着田畦走遍田亩，每天几十圈也不厌倦。客人来了，烧笋作饭菜，在园中饮酒赋诗，心中欣然快乐。这样过了二十多年。除非疾病、风雨和重大事故，没有一天离开这里；对于世俗应酬、仕途升降，以及一切是非追逐、繁华之事，都搁置不问。他平时平易随和，不摆高傲架子，也不肯圆滑讨好取悦别人；但天性坚决，能振奋担当事情，经历多、锻炼多，更加熟习，大概曾有用世志向。当时正看重进士出身，而轻视其他途径，他自考虑年纪已晚，不愿和时俗之人互相迁就，于是把纵心遂志当作高洁，以隐居俭朴自守为胜，这就是他所谓的“潜”了。
有人说：从前隐居的人，必定在山林野外居住，在城市中隐藏踪迹。而春潜已经做官有官职，且曾为当时出力，却在乡里街巷中随遇而安，未曾与一般人不同。人们却认为他“潜”，恐怕有点违背吧？虽然如此，这只是他的表面行迹。如果只看行迹，那么陶渊明本来就曾做建始参军、彭泽令，但千年之后，仍不妨碍他被称为隐士，因为他的志向有所寄托。陶渊明在晋朝名元亮，在宋名潜。朱熹在《纲目》中写“晋处士陶潜”，是赞同他的志向。我对春潜也这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