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行走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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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云雾见天明：上官云珠行走
予夜以火，予光以歌
——题记
张乐平故居二楼的窗户缝隙间溜进几抹阳光，照在墙壁的手稿照片上，第二次来到故居，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相比于上次匆匆的参观，这次除了张乐平的《爸爸》外，还仔细看了其它的手稿，发现主要能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的脸庞主要展现一种安静慈祥的老父亲形象，整体线条比较宽黑和柔和，而有两三幅则用了细且硬的线条，如刀子一般尖利，同时整体表情也不再这么慈祥，而是一种悲愤，忧郁的神情，整体细节（脸上的皱纹这些）也更多，便可以想见，当张乐平的手稿被一寸寸撕碎，孩子们口中喊着“打倒张乐平”时，张乐平的内心，便也是像这样的罢。后来来到了楼下，主要看了新中国前后三毛形象的变化，当张乐平个人的意志不再能支配三毛的走向时，在张乐平心中，或许那个三毛已经死了。出故居时，有同学跟我分享小时候在看到三毛流浪记第三册的时候产生了疑问：为什么当时三毛的形象变了这么多。现在明白，以前的三毛是一面社会的镜子，后来的三毛，也是一面社会的“镜子”，照出了毛泽东“文艺是为工农阶级服务”的观点。
后来来到聂耳像前，提到聂耳人们往往想到的就是国歌，随后也便能想到田汉，樊老师提到了杨浦的国歌展示馆，聂耳在上海有多个纪念馆，说到国歌也都会说到他，但田汉虽然往往也伴随在聂耳身边，却从没听说过有田汉纪念馆在上海，回家以后我还在网上搜查了一下，发现即便是在全国，提到“田汉”的建筑也仅仅只有3、40个，而聂耳则足足有600多个，仅仅是在家乡云南玉溪，就有多达280多个建筑以聂耳为名。为什么会这样？聂耳死于国外，田汉死于文革，而只要有纪念馆，故居就势必要牵扯到人物生平，便会涉及到一些政治正确的事情……很少有人敢触碰这样的禁区。
随后便是一个新加的地点：上海交响乐团的外墙，在街道的旁边陈列了一些音乐界的人士，如贺绿汀等。我们在陆洪恩的像前驻足许久，与闻一多的《最后的讲演》进行对比，才了解到这篇文章居然是作为陆洪恩的“罪证”流传下来的，没有目的性的遗言，自然写的真实，大胆了点。
临走之前不知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看了一眼陆洪恩的展牌，忽然发现展板中的“于1979年平反昭雪”的英文翻译居然是“and was only rehabilitated in 1979”。为什么要加上“only”？明明“was rehabilitated in 1979”语义就已经完整了，这里“only”是作为一个副词在动词前面，而“only”作为副词使用时主要有以下几个意思：只；只是；才；直到……才；竟然。这里无论去哪个意思似乎都有些弦外之音的意思，特别是在当时我想到的意思是“只是”，带入文中就是在1979年陆洪恩“只是”被平反了，背后的意思自然就是：平反以后呢？没有道歉，没有反思，没有赔偿，没有交代，更没有下次不会再发生的保证。
行至普希金像前，一开始一直没有理解为什么普希金雕像的意义这么大，以至于当时拨款的5万元全部用于重修普希金像。一开始的建立是旅居上海的俄国侨民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而集资建造的，抗战胜利后，俄国侨民和上海各界人士于1947年在原址重新建立了普希金铜像，此时重修是为了维护当时中苏的关系。1987年，普希金像第二次重建，此时中苏还是处于冷战关系，那为什么还要进行重修？查过资料以后得知普希金的诗文主要歌颂的是自由与民主，但中国乃至外国的反抗暴政的人这么多，为什么偏偏选了普希金？
行走结束于建安公寓前，这里是上官云珠跳楼自杀的地方，有同学提到了材料中所写的“小菜场的人用龙头把菜上的血迹洗干净，卖给了当天的人。”人们以及麻木于当时的环境，即便没有麻木也不得不把自己的想法与感情隐藏起来。比如在前文中有句话“你是真的在笑吗？”，这个笑让作者自己都无法明白这是真的笑还是在演；姚姚的入团申请书上写的也都是些空话套话，能看出要不是为了能消除自己身上资产阶级的偏见，姚姚大概率是不会入团的；上官云珠为了让自己和姚姚能活下去，装病、临死前的“毛主席万岁”、保守着的秘密都展现着在那个时代，真诚是最大的弱电，人人都必须撒谎，不撒谎就无法活下去，你身边的每个人或许也都没那么可信……即便是亲人，也只剩下了“有些事情不知道，就是安全，我不告诉你，是为了你好。”
关于题记：这次突发奇想想要为行走作文写一个题记，最终写下了“予夜以火，予光以歌”，“夜”不必说，自然是当时的黑暗环境，在这些黑暗环境下，有些人选择了保命（林风眠），有人选择了自杀（上官云珠），有人选择了让自己的孩子出国（周信芳），但有人选择了抗争（陆洪恩）。我没有贬低前面3个选择的意思，乱世之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应对之策。但如果想要破除黑暗，必须要有人点亮一把火，十几年前，闻一多用生命为燃料点燃了这一把火，而当时，陆洪恩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写下了那篇演讲稿，让这把火烧的更旺，最终在无数前赴后继的人下，照亮黑暗，带来光明。
“予光以歌”，光明的到来不是意味着忘却黑暗，歌也不是歌颂光明，而是要记住黑暗，不然黑暗还会再次到来。这首歌是历史，也是教训。“歌”转达的不只是希望和歌颂，还有过去的痛苦与伤疤，提醒我们不能让自己身上再来一条伤疤。 关于“项目任务” ：之前在做行前讲座的预习时查了巴金《文革博物馆》的背景，当时看到了一片名为《广东退休副市长建文革博物馆：政府不支持不反对》的文章，这篇文章写于2013年，而现在再去看，这座博物馆到24年10月仍有人去，不知现在还开不开着。
这个纪念馆的设计给了我一些设计的思路，文章中说到的碑廊铭史、冤茔长青、恸石志恨、宝塔思安、明镜史鉴、石笔书史、警钟长鸣、安息园这些都可以参考，但重要的是要让人知道文革不是历史书上的“发展路上的必经路线”，本身就是一场彻头彻尾完全错误的政治运动。 -
在这天，我去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行走，这次的行走时关于文革的。而且我们中途要经过好几个大使馆，路上有很多的便衣，所以我们要格外的小心。
首先我们去了张乐平的故居，他就是三毛流浪记的作者，他当时也是被批斗的对象。他是上官云珠的朋友，他的儿子张小小也是姚姚的朋友。所以他们家和上官云珠家是很有渊源的，所以在姚姚去世了之后，张乐平就算已经生了病，但还是要去看姚姚。我们还去看了张乐平在文革时期画的“遗像“。上面尽展现出了他的忧愁和苦闷。我们还看到了一样文物：文革时期的三毛的手稿，但是由于身体原因和政治原因，他没有把这幅画画出来。他和丰子恺正是中国漫画的奠基人。
然后我们就去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门口，看到了那一尊非常常见的雕像，分别是工人，农民，还有战士。这就是工农兵，当时所有的文艺都是为工农联盟服务的，所以在制片厂门前才会有这样的雕像。
然后我们就去了聂耳像，在这里，我看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一块铁板。聂耳是云南人，傣族，从小就有很强的音乐天赋。他后来也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创作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曲。只可惜他早早的溺水而死了。他在上海有很多的纪念的地方，而同样参与了国歌创作的田汉却被打压致死，连骨灰都没留下，甚至现在连一点纪念的地方都没有！这或许是人们在有意回避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吧！
然后我们便来到了普希金像。当时很多的外国的人的雕像都被毁了，只有普希金像被毁坏后一直在被重建。因为当时中国的政府正在全面地向俄国学习，而普希金正是俄国人。上官云珠就是在这个地方在死之前给姚姚说最后一番话的。然后便在离这里不远的建安公寓跳楼自杀的。
而他在死前的最后一刻都得喊着”毛主席万岁！“这是为了让他的亲人不受牵连。而陆洪恩由于没有任何的牵挂，才发表了那篇十分震撼的”最后的演讲“。
这次的行走让我印象深刻，之后，我还想对文革有更深的了解，并且想让所有中国人都正面事实！ -
这一次我们进行了有关上官云珠的行走，首先我们先去了张乐平故居，我们去看一下他在文革因画稿被撕，被各种人排斥，而画的遗像，和周围的画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比于这个面目狰狞，头发像刺刀一样竖起来的张乐平，其他的张乐平自画像则显得面目祥和，较为温和。
而后，我们就去楼下参观了。楼下我陈列着一部让我感到震惊的作品，就是那些在为社会主义而服务的画稿。显得更加左倾一些，但是在这样的三毛并没有显得更加完美，倒是退步了不少。后来我又注意到了一张非常不明显的文稿纸，上面写的的是文化大革命遭受迫害的三毛的故事大纲，但是因为政治等原因并没有完全进行创作。
在看完了张乐平纪念馆以后，我们就来到了中国电影制片厂门前。其上是一个工农兵的雕像。根据樊老师的介绍，这个电影制片厂1000多人中，有300余名导演和演员遭受迫害。然后我们走到了街中心，樊老师又开始讲江青的历史。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却有很多黑历史。她为了消除在上海的黑历史，迫害了许多知道她黑历史的演员，这也让我知道那个时代的荒谬。
最后我们来到了聂耳的雕像前，介绍了聂耳的一部分情况，看看他全国的五六百座纪念馆，再看看田汉孤苦伶仃的没有几个纪念馆，他们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前者是在文革前死亡的，而后者则是在文革中死亡的。
最后我们去了一个介绍陆洪恩的地方，这位伟大的指挥家在被受到各种批斗之后，最后愤然在公众面前说出了最后的演讲。讲的逻辑紧密，条理分明，但是盲目的群众们听了，愣了几秒后，继续批斗他。甚至就连这篇演讲记录罪证为由记录下来的。在收尾的时，我们去了建安公寓，上官云珠就是在这里自杀的，在跳楼前喊最后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她想用这句话来保全瑶瑶。
看着这一个个被埋没的历史古迹，几乎都没有下什么影子，身为未经历过这段历史的旁观者根本就无法，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发现这些蛛丝马迹。
这种我国埋没一段历史的事，也让我感到细思极恐，脊背发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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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说起一条马路时会想起什么？这条路的路名？两边的景观？路况？反正很少会想到这条路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因为崭新的路砖已经取代了旧的，掉了漆的建筑物也翻新重修，几十年前那些腥风血雨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们这次行走的区域位于市中心静安区，阳光透过法梧桐的叶子照在路面上，像金色的波浪，路边的商铺泛着暖色的光，橱窗里展示着精致玲珑的甜品，往来的行人走过身后仍残余着香水的气息……分明一副优雅美丽又繁荣的样子，谁会在意那些路边的建筑的过去，又会有谁为之驻足……？
这次走的是一条很特殊的路线，是那上世纪60-80年代间的文艺之路，我们是踏着令无数人悲泣的路走过来的，不用拂去旧照片的灰尘，历史的真相就在眼前。行走的起始站在五原路张乐平的故居，我到的还算比较早，于是领了耳机就去看了看弄堂的两边画有三毛的墙，具体的内容印象比较模糊了，只记得有一幅三毛捉黄牛，其余的都是些画军民鱼水情或者是三毛打击违法犯罪的故事，后面进入张乐平故居一楼的纪念馆内也发现有同样的情况。万老师着重让我们看了看大概1948-1950年前后三毛形象的变化，很明显可以看到三毛在那段时间之前一直都是个顽皮的小孩子，会恶作剧，也会做些幼稚的事情，当然幼稚不是贬义，毕竟他是小孩子嘛，这个时间的三毛充满了真实的小孩子的天真童趣，贴近现实生活，因此大受欢迎。而那段时间后则明显地变样，都为“主题先行”，只见三毛当上了少先队员，胸前的鲜艳的红领巾很是瞩目，内容也变成了在弄堂里看到的一般，总结一下就是充满红色与正能量，而在文革期间，三毛更是积极响应号召，贴大字报，我想到一句话，“文艺为政治服务”啊……二楼一个房间里陈列着他的自画像，老师让我们猜哪个是他想自杀前画的一幅，我起先是猜了一副用线比较弯曲，更偏向抽象风格的，后来一想不太对，材料上写着他的头发如刀一样竖起来，遂找到了正确答案。他到底想通过这幅画表达什么？愤恨，委屈，不解 ……小孩子们不再说“张伯伯好”，而是“打到张乐平”，就连最珍爱的三毛手稿被撕毁，怎么会不难受呢？当他提笔写完在角落的作品名称“爸爸”时，他又想起了什么？在《张乐平：一壶浊酒慰平生》中有这样一句很打动人心的话“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让他不舍得的事情的。他想画画的愿望，始终是他对世相的巨大积极性，而他想画的动力，来源于他内心的美好与童心。童心真的是很伟大的东西，即便它不能改变四处横生的痛楚，却可以让人在一个又一个紧要的关头逢凶化吉。”
离开张乐平故居后走在路上看见了上影厂，我在来的路上已经看见过了，还往里望了一眼，空荡荡的，什么人都没有。我本以为这个上影厂是新建的，没想到就是原来那个上影厂，也许那工农兵雕像上的斑驳痕迹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谈到说许多电影厂的厂标都是工农兵，确实如此，上影厂的是两个工人和一个农民，都目光坚定地望着远方，其中一个工人的手还恰好指向一个形似国徽的标志，我不知道这个标志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推测它可能是类似于工农联盟这样的一个组织，因为那颗星被麦穗所围绕，并且徽章底部有个类似于钉耙的东西。这符合描述，我们的国家是由工农阶级组成的。又是那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所谓“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应该正是如此吧。谈起了这里的历史，员工有一千多人，被打到的就有三百多人，情形很不容乐观，员工之间互相揭发，这也只是一个缩影罢了，这背后更恐怖的是那个时代揭发自己的亲人朋友来展示自己有多么“红”的，真令人毛骨悚然，但在那个时候的人看来也只是家常便饭罢了，出卖亲朋好友，甚至杀了他们，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上官云珠在这里工作时，又会怎么想呢？她作为一个四十多岁的演员，应正值艺术高峰期，此刻一个演员的演技褪去了生硬和羞涩，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就在这么好的事业黄金时期，她却被定级为四级演员，成为了最底层的无戏可接的演员。为什么？她的演技是无可挑剔的，所有人都有目共睹，《上海的红颜遗事》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她演过一场悲情戏，都拍完了她还沉浸在角色中无法抽离，在片场哭得泣不成声，况且这还是她年轻的时候啊！她没被定为一级或者二级的原因完全是政治。一级是延安老革命，二级是重庆抗日骨干，末等就是她这种留在沦陷区的，即使天分再高也只能被埋没雪藏，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优秀的人才消失于荧屏，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再次上镜呢……
走进聂耳雕像，我们得以知晓一些背后的故事。这座雕像是在他的故居之一附近，为了他的九十周年诞辰所作。他的故乡在云南，母亲是傣族人，他的音乐很可能因此启蒙，后来他逃亡来到了上海，并结识了田汉，但很可悲的是田汉的死牵涉到了政治原因，大家一讲起来就像听到了什么机密一般赶紧捂住耳朵或是转移话题，这是一种对历史真相的逃避与忽视，是严肃的，也不禁令人反思为何会演变为这样。其实我自己也有点忌讳聊到这种政治内容，可以看到我的用词都是比较小心谨慎的，我会尽量避免谈到一些敏感的词，这也是一种通病吧，要刨根问底的话就是我的爱国程度不是最高，并不是完全没有，我爱国但我不会盲目爱国，这在一些人看来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病吧，而且还不轻……但我知道我的思想不应该被主流媒体所控制，要多问问自己“为什么”才有可能知道真相。与我的一些语言表达相反，我其实对这段时间的历史特别感兴趣，但是受限制，我其实能接触到的内容很少，我要怎么做才能了解历史的真相？这也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之后我们来到了有普希金雕像的小花园，很明显这个普希金像是重塑的，据悉，上海政府在文革后打算重塑一些被摧毁的雕像，而只给了四万块钱，在成本的限制下只有一小部分的雕像被重塑，而普希金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他是俄罗斯人。这是上官云珠告诉姚姚她要自杀了的地方，在那个宁静的夜晚，月光是否照在残缺的普希金像上，又照进上官云珠那双饱含风霜的眼睛呢？上官云珠告诉姚姚她的生父姚克的事情，为自己所做过的行为后悔，她还告诉了姚姚不能告诉任何人的秘密，至少是在那个时候不可告人的秘密。关于她被毛泽东接见的事，那些疯狂的空四军闯进上官云珠，逼她交代，绝不仅是之前拍电影的意图，威胁她承认自己有罪。《上海的红颜遗事》里有这么一段话“如今那些事，交代给空四军的人是死，不交代也是死”，交代了就说明她是真的有问题，会像同时期的其他文人一样被打死，甚至枪毙，不承认，那就是心里有鬼，有见不得人的事情，被那些人打死，还不如自己求个痛快的死法。她把这件事托付给姚姚，希望她有朝一日可以在美国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为她平冤，她怀揣着这样的想法，在建国西路高安路的公寓四楼一跃而下，她的死状是如此得惨烈，她跳进一盆菜里，血溅到菜上，可是那些卖菜的只是把菜洗了洗，便卖给了来买菜的人，这已经是见怪不怪了。但是姚姚没能等到那一天，她的生活好转起来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使她也了结了她的悲剧般的一生，她并没有安息，在书本后记《幸存者》中，把城市的惊雷与暴雨比作了姚姚的在天之灵，她从来没有安息。那绝密的消息也没有等到重见天日的一天，随姚姚一起永远消失了。
我这次行走完情绪蛮复杂的，就在这里曾经真实发生过血案啊，文人们被逼上穷途末路，这是时代的哀歌，是文化受的一次重创，我们能做的只有记住那些惨烈的往事，要让他们的灵魂安息啊！ -
行走作文
这次行走受益匪浅，有些话不得不说。那个时代可怕的不是时代本身，而是时代中几乎无人发声，无人反抗，最终随波逐流，致使许多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当那个尝试把笑脸从三毛脸上带给读者的老头变得忧心忡忡，当街坊邻居的小孩不再那么友善，当自己的毕生心血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全然不同的三毛，就像自己的孩子被抱走一样。经历这一切后又有谁能不像张乐平一样坚持不住、撑不住这一切，是很难的。
印象尤为深刻的就是陆洪恩最后的演讲，那面墙上的陆洪恩看起来并不沧桑，眼神中却有着丝毫的愁绪。“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的活下去”道出了多少知识分子的心酸和苦累。实在是文化之可惜，时代之悲叹，有多少人因为时代含冤自杀，有多少学校的老师从国外回来、留学回来却要遭受、经历这一切，实在是无法想象的。陆洪恩留下的不只是这篇演讲的文字，透过文字我们更能感受到那个时代有抗争精神和反抗精神的人的思想的力量。这篇文章中，他讲到了他的人生、他的理想和当时的社会现况，充分议论了当时时代大流的影响之深和危害之大。“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这句名问始终响彻大地，甚至今天读到仍然可以联系其许多事情。总之他的叹息和反抗在当时来说是被押下去、没有影响力的，但是偏偏流传了下来，传抄下来，我们才能读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人的精神之坚固和韧性 -
这次我们进行了一次关于文革的行走，我们先是去到了张乐平的故居。在故居的1楼，我看到了许多三毛在建国后快乐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画稿，还有张乐平描写三毛在文革时遭受迫害的手稿。在我家里也有一本三毛流浪记，其中我看到了夏衍在1950年时为这本书写的代序，在其中他收到了一句话：“让我们拭目以待新社会中的三毛的发展和进步吧。”难不成新社会中三毛的发展和进步就是不断的贴大字报，批斗其他人吗？张乐平肯定不是这么想的，可是他却不能遵从自己的意志，画三毛在文革时遭受迫害的场面，还要不断的被批斗，去写一个正能量的红色的三毛。以至于他画出了自己怒发冲冠的画像。
随后我们就来到了上海制片厂门前，看到了一个雕像，是一个工人，一个农民和一名军人，这体现了毛主席说的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可文艺就真的只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吗？樊老师还提到，文革时，上海制片厂的1000名员工中，就有300名被打倒了，足以体现文革的恐怖。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聂耳的雕像前，聂耳身为国歌的制作者之一，非常著名。全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关于他的纪念馆。很可惜的是，这样一位天才的作曲家，却在日本海边游泳的时候溺水身亡。不过相比之下田汉的命运却更惨，虽然他活到了建国后，却在文革时被批斗致死。导致最后他的纪念馆都没几个，足以体现文革的余波还未散。
虽然文革是错误的，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公开承认这点，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记住这段历史了。 -
上官云珠和她的时代：行走作文
马路的两边种了许多棵法国梧桐树，一片片梧桐叶和风低声奏起历史的乐章。走在这条狭长的小路上，谁知这就是上官云珠那一代人走过的路……
今天我们首先跟随樊老师来到张乐平故居，他既是三毛这一漫画人物的作者，而且他也是上官云珠的好友，上官云珠的女儿姚姚就饰演了三毛电影中的角色。走入张乐平故居的一楼，我发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漫画是黑白的，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变成了彩色的。画中的三毛带上了红领巾，不再瘦骨嶙峋，在敲安塞腰鼓，画的最顶端还画了一个有关新中国成立的条幅，我们感觉现在他的漫画已经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宣传画一样的。再结合张乐平的生平，当时他正受到文革的压迫，那么这应该就是他被迫画的了。走到二楼故居部分，我们看到了他的许多自画像，万老师引导我们结合材料中对他的遗像的描写，猜猜哪张是。一张头发根根竖起，嘴巴朝一边撇去，底下署名“爸爸”的画像正好符合文本。如果说我要按巴金的心愿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那么这个肯定是其中的文物之一。
走出张乐平故居，我们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前。我们看见上面有三个人的雕塑，樊老师就问我们：“这是什么人，还记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那句话‘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吗？”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有一个人站在最高处，在我看来这句话一直都是很荒谬的。如果说我要按巴金的心愿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那么这个站在最高处的工农兵会是其中的文物之一。
然后我们来到聂耳像下。如果说要对比两个国歌创作者的结局那么田汉的无疑让人悲痛，他既没有留下骨灰，也没有任何一个纪念馆去纪念他，而且他还是聂耳的引领者。这和上海的红颜遗事中阻止陈丹燕和一个复旦大学毕业生谈上官云珠的死事件的小孩子一样，都是对历史的回避啊。如果说我要按巴金的心愿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一定会放上田汉像。
在上海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外国人像--普希金像。它多次修建，这也是上官云珠和姚姚最后告别的地方……
在走向我们最后行走结束点的路上，万老师和我们讲了讲有关林风眠的事情：“为什么他的画是在宣纸上画的？”我心想：他的画风就是想中西结合，所以在中国的宣纸上画出结合西方绘画的图案。万老师还补充到了另外一点：宣纸可溶，而油画布不易溶水。听到这个时我猛然一惊，不过这也不能算奇怪，他最终也是将他的许多画作扔进了水里。
最后我们来到上官云珠跳楼的地方--建安公寓。这令我们想到的之一就是那沾上血但还能继续卖的白菜，这该有多么血腥啊！
在梧桐树旁的建安公寓下，我们结束了这次沉重的行走。 -
我们本次行走的第一站是张乐平故居。登上红地毯铺的楼梯，我们参观了张乐平所画的自画像，他所画的《爸爸》和其他的自画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头发像一把把刺刀，显得格格不入，也许这就是他在被撕碎画稿被孩子们抵制的情况下的感慨吧！接着我们去楼下参观了张乐平其他的作品，我们重点关注了他所画的经典著作<<三毛>>，我们发现与最初的三毛不同，在后几年，三毛失去了它原来活泼生动的形象，变得渐渐与时代的潮流相应和，不如最初的鲜活了。这是画家的心声吗？显然不是，这是他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得已而为之吧。
离开张乐平纪念馆，我们来到了中国电影制片厂旁，老师给我们讲了经典的工农兵标志，让我明白了，之前讲座上所讲的所谓艺术是为党服务的的现实上的运用，老师告诉我们，该电影制片厂曾经有一千多名员工，文革后近300人遭受迫害，3/10的比例，从原来的亲朋好友变成互相猜疑，互相打击的敌人，仅仅是为了生存，让我进一步感受到了文革的恐怖与黑暗。
之后我们来到了聂耳的雕像旁。全国各地有无数的聂耳雕像，纪念他谱写国歌的伟大事迹。可另一位与他一样为国歌谱做出伟大贡献的音乐家田汉呢？纪念他的雕像少之又少，留下的名字都不是他的原名，一切都只是因为他被批斗迫害了吗？他的贡献就因为批斗而彻底被抹杀了吗？这让我再次被文革的黑暗所震惊。
从雕像处出来，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展示文革时期艺术家的街区，了解了陆洪恩的伟大事迹，他是多么有才，年纪轻轻就获得了艺术学院校长的职务，即便如此，批斗的浪潮依然势不可挡，就连他那篇为了点醒当时沉睡的人们的最后演讲都被当做罪证，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处决。
继续往前走，我们来到了有普希金雕像的花园，这个上官云珠和瑶瑶做最后诀别的地方，从雕像基座的文字上来看，雕像已经重塑过很多次了，都在结合当时的背景，这些雕像本来不受重视，是因为当时的亲苏风气拯救了它，更让我体会到了时代变化， 时代潮流的不可阻挡。
行程的最后，我们来到了上官云珠自杀的小楼，当时他怀揣着让瑶瑶不受牵连的想法，喊着毛主席万岁跳下楼去，栽倒在菜筐中奄奄一息，最终去世。令人感到讽刺的是，那筐被鲜血染红的菜最终还是进到了那天买菜人的身体中，只是冲了冲水，把血迹冲干净了而已，水带走的不只是血迹，还有当时人们对这位饱受批斗，默默无闻的明星的唯一印象。
文革是黑暗的，可到现在人们却还没有接受他，甚至在很多平台上文革的信息都不支持被展示，逃避没有实质的作用。我们要正视文革不好的一面，反省这焚书坑儒般的暴行，让它不会在今后再次发生。 -
记张乐平故居行走有感
我曾经去古人的纪念馆、遗留下的亭台楼阁， 通过古人的寥寥几篇诗文，推测那些古人的经历与情感——最终也只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或是像听故事般对他们感到惋惜。
我从未在历次行走中，像此次行走般这么有感触。因为这些人离我们这个时代并不遥远。
讲坛行走是从“三毛”创作者张乐平的故居开始。他的故居在一条很深的巷子里，巷子的两侧是一幅幅三毛流浪记的四格漫画。我从巷子口走进去，观瞧着这些漫画：起初三毛的形象是穿着简单的背心，一条短裤，头上只有三根头发，他以小孩的身份走入大人世界，做出一些令大人们哭笑不得的事，风格有一点像《父与子》。我被童真、有灵的三毛逗笑了。可深入巷子，我却笑不出来了，因为没什么可笑的：三毛的形象变了，穿着整齐的军帽、军衣、军裤，有时还戴个红领巾。有一幅漫画叫《三毛智捉赌博者》，漫画大致画的就是三毛看见有人在打牌，于是来的警察，警察把赌博者抓住了。我并没有看到“智捉”体现在哪，这幅漫画也不像是漫画，而像是宣传海报。
进入张乐平故居，里面并非是原貌，而是装修成了小型的张乐平博物馆。先在一楼略看了几处。我们看到了三毛这一形象的演变史。从活泼天真的三毛变成了爱国爱党的懂事三毛，转折点在1949年，懂得都懂。但文字处却只字未提为什么会突如其来地改变，好似这些是理所当然的。
二楼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张乐平自画像。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和蔼的老人，足足摆了两面墙。但在其中唯有一副画格格不入，名字叫《爸爸》。画中的张乐平是一个看着满腔愤懑，却面带着疲惫颓态，胡子拉碴的中年人。别的自画像中的他都是笑着的，唯有《爸爸》这幅嘴是撅着的。结合之前看的材料，我们知道他画完这幅后是想要自杀的。想想吧，设身处地想想吧！张乐平用一生奉献给艺术，造就出三毛这个多少人童年的回忆，可却在那个年代被批斗，被抄家！当他跪在地上，低着头看到自己辛辛苦苦画的画稿被随意撕碎，飘落到红卫兵的脚前；当他走在街上，听见曾经最崇拜他的小孩喊着“一——二——三——打倒张乐平”；当他在二楼作画时，走到窗前，却看到楼下的行人对他指指点点……真有人会真心不在意这些？真有人能有勇气去活着？
若是张乐平最后在自画像最底下写下了“爸爸”两字，舍不得家人，舍不得对于艺术的热爱，也许，我们再也看不到画中那个和蔼的老人了。
走出张乐平故居，站在巷子里，思绪难以平复。除了我们行走的人，还有一种人也出入于这个故居：那是一群穿着绿色运动服，身前身后有号码的跑步者。他们应该正奔波于城市的各个景点，进行着一场城市运动比赛。而张乐平故居，就是他们的一处打卡点：他们走到故居门口，喝上一瓶水，看一眼秒表，接着在扇子上画一个三毛头像，拿手机一拍——证明他们来过这里，打过卡。但是，很多人甚至没有到故居里看一看，哪怕是瞧一眼。既可笑，有可悲。
现在想想，张乐平是不幸的，但也是最幸运的。他画了三毛，在世上留下了属于他的痕迹，于是终于在这个时代留下了这个故居。可是，文革中被批斗的只有他吗？那些曾全身心投入艺术、教育的人，去哪儿了？幸运的如田汉，留下了一个标签：“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而更多的是消失了，仿佛世界上本就没有他们。
愤怒完后是冷静。我是为他们感到不平，可也知道自己无能为力。难道我们只应该沉浸在对于文革的悲哀，对于国家遮蔽事实的愤怒吗？我想这并不是这次行走的唯一意义。摆脱信息茧房，不让悲剧重演，不重新成为那些愚昧的帮凶，至少在不理智的人群中独善其身，才是这个时代回顾文革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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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悲剧在时代里发生，悲剧的时代在个人里发生。我想这两句话，就是我对于上官云珠和她的时代的理解。 先解释前半句。顾名思义，这是指时代是上官云珠为代表的一群人悲剧的来源。反右，整风，文革……一系列的事件足够让上官云珠这样原本生活优渥的民国巨星成为拼死生活的困苦平民。如果用一句话形容她的变化，那我认为是“肖申克的救赎”中的“被改造的人”：她从不适应这样一次次动荡的“运动”，到质疑自己是否真的带有资产阶级的原罪，甚至最后顺从潮流，主动规劝女儿一定要做“积极上进的人，千万不要让别人觉得你偷懒”。这样的改变过程反应的，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人的异化。 当然，这种异化远远不止发生在上官云珠一个人身上——因为这种合群与安全的压力会随着被迫投入其中的人越来越多而不断扩散，以至于下一次大运动发生时，几乎所有人的顺从的展现出了奴性。 而后半句想要表达的，更多就是关于这样荒谬的时代为何会发生。正如上一段中所说，时代之所以成为时代，是因为其中无数的个人走上了相同的轨迹。虽然文革这样的运动背后会有毛泽东这样的人作为推手，但是如果没有那么多顺从他的人，文革也无法发展为震荡全国的趋势，更不可能成为巨大的文化浩劫。可以说，是一个个被迫或者主动加入潮流的人，才让一个个上官云珠成为了被害者，成为了接受者，成为了推动者。也就是说，虽然这么说非常残忍也非常缺乏共情能力，但是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对这样时代负有责任。 可是，说到底我不认为我有指责那个时代，或者指责那个时代中像上官云珠这样的人的权利。因为文革离我们已经很远，可是下一次文革，如果保持现在这样的趋势，也已经离我们相当近了。我既没有亲历惨烈的过去，也没有准备可能的未来。 -
这一次我们进行了一次文革主题的行走，首先我们去了张乐平故居，他的儿子张小小经常和姚姚一起玩耍。在一楼里面我们重点关注了三毛在建国前后的变化，之前的三毛天真活泼，虽然经常做出一些令人们哭笑不得的事情，但也因此受人喜爱，之后三毛好像换了个人，头顶上总是有一些“祖国万岁”之类的口号，积极响应号召，参加政治运动，这已经是属于宣传海报的范畴了，这一块展区的标题是“三毛新生”好像是要表现生活在黑暗旧社会的三毛过上幸福的美好生活离不开祖国的建设和帮助，只能说这应该是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我们还注意到纪念馆内有一张描述三毛文革时被迫害的稿件，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也没能完成。
然后我们路过上海电影制片厂，老师讲到厂里原来有一千多人，光是被迫害的就有三百多人，这使我对那个荒谬的时代更加震惊。
我们又来到了聂耳像，老师介绍了聂耳的情况，又提到了田汉，聂耳虽在见过迁就早早地在日本溺水身亡，却留下了痕迹，关于他的纪念地随处可见，而田汉虽然活到了建国之后，也被文革波及，1968年去世，七年之后妻子才得知噩耗，骨灰都没能找到，由于政治原因纪念馆也寥寥无几，这对于英年早逝的聂耳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之后我们到了普希金像，当时外国人的雕像大多被毁了，只因为中国正在“全面学苏联”使得普希金像得已保存
文革是浩劫，是灾难，但至今大多数人还在回避这一现实，唯一的文革博物馆也将被政府改建。我们只能记住这段往事，不让历史重演。 -
五月行走作文
上周，樊老师和万老师带我们进行了围绕着上官云珠以及文革的行走。 我们先去了张乐平故居。张乐平跟上官云珠是好朋友，张小小跟姚姚关系也很好。老师提到了三毛从军记为什么这么受人欢迎：三毛很天真调皮，虽然他的目标都很好但是他的一些做法不正确。但是，49年的三毛改了一个风格。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艺术变为为党服务的，而且变成集体创作了。到了二楼，看到了张乐平的画像。他的那张自画像中眉毛往下垂，嘴也是歪的，有一种悲伤无奈的感觉。最后，从他的手稿中我们也能看到，文革后张乐平还是希望三毛能够再次活起来。
下面，我们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门口。门口有工农兵电影标语。在这里，老师讲到当时，这里一千多个人中就有三百多个被打倒，其中包括上官云珠以及她那个时代的演员。这就是为什么她一直追求进步。艺术家们都不让演戏了，所以他们就拼命进步这样就能继续演戏了。
到了聂耳像，老师将他和田汉做了一个对比。聂耳是辛运的。如果他没有在日本溺水，他会不会有和田汉类似的命运？
接着，我们到了上海交响乐团附近。由于上海当时是租界区，它会更自由，多文化，艺术家们都选择在上海生活。接着老师引到了陆洪恩以及他的最后的演讲。
我们下面到了普希金像，老师讲到了上海的红颜遗事里面的结尾。姚姚最后打算偷渡，传播文革时期的秘密，但到目前现在还是没有成功。
最后，在上官云珠跳楼的地方，老师对这次行走做了收尾。 -
《上海红颜遗事》—读后感
“我想写一个普通人，一个在世间沉浮的普通人……在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的迹遇啊。”
——作者陈丹燕在书中经常这样说。
上海红颜遗事，大多是以采访的文字与照片来记录姚姚的故事与她生活的时代的，在我的映像里，这本书的语言是朴素、真实而又富有感染力的。书的封面上青绿色的底色，仿旧的斑驳墨迹，老上海的霓虹灯似的银色边框，将读者拉入上海这座城市曾经的模样。
刚刚翻开它的时候，我曾在想，作者为何总是强调这个故事一定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她说，自己希望通过对上海曾经记忆的真实记录，让读者看到这座城市的旧貌。
书中的姚姚虽然是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但她的母亲，上官云珠作为上海滩的知名演员，也让姚姚并不那么普通。书中故事一大篇幅的时间都在“文革”这个时期，正是在这个动荡的时期里，让我看到了在社会的浪潮下不同人做出的抉择。在文革最厉害的时候，母亲上官云珠受到牵连被迫害，书中，姚姚选择的是以终日在学校与同学搞活动，甚至与红卫兵领导人燕凯谈恋爱来逃避。在姚姚的保姆眼中，她是没有良心，对她的母亲不知感恩。作者在书中问姚姚，“你是真的在笑吗？” 作为只比她小几岁的我们来说，在作者的笔下生动而真实地体会了姚姚的生活后，我想，这的确就是一个姚姚这样普通的少女会做出的决定啊，像作者采访灯灯那时的想法，他认为也许那就是自己因为不愿面对这样残酷而为难的现实做出的逃避。其实在这样动荡而激烈的时代里，许多人都想，他们一样，被时代年轻澎湃的浪潮卷着，渴望着、试图融入这股诱人的、激烈的、神秘的巨浪，所以文革的行动才会一直持续良久，产生这么巨大的影响。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也许因为出身、性格等等，没有成功。这本书让我看到了文革时期不同人做出的选择，当然，姚姚是选择了融入，而我也看到了她的朋友张小小、贺元元在父亲被批斗的时候对自己父亲坚决的维护，看到了另一部分人在浪潮拍来之时，挺胸抵挡，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
书看完后，令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这个时代，来得急，去的也急。上官云珠从上海滩数一数二的演员，到红色时代蔓延到上海后因为出身几乎垫底的演员登记，到不断努力后几番被毛主席接见与称赞，再到文革最激烈时被批斗，红卫兵与病痛反复的折磨直至不堪忍受而自杀；与姚姚相爱时是年轻有为的红卫兵领导人的燕凯，即使拥有这样一个红色的背景与经历，到最后忽然被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拉入深渊，最终自杀…这些人物一时的辉煌竟是如此短暂，人生的起伏就是这样摇摆不定，如滚滚波涛中的一朵浪花，霎时又沉入了波涛的水中。
“但记忆呢，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可以想水银那样消失在记忆里面吗？”
文革的高潮平息后，作者总是可以描写那些平静的景物后曾经在那个时期发生的，不平静的事。我想，作者是在不住地、委婉地提醒着读者，那个时代过去了之后，就真的“消失”在记忆中了吗？巴金在文章《文革博物馆》中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只有牢牢记住“文革”，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文中作者在给一位老人进行采访的时候，孩子总是捂住耳朵，从饭桌上“逃走”，与今天许多人们一样逃避这段过往。而我认为，铭记历史，作者做到了，她完全真实地把这段时期与这个时代的人们记录了下来，让这份记忆更有可能被牢记。作为读者，在今天，我们也要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 -
很遗憾没有参加这次人文行走，那我就依着行前讲座以及“上海的红颜遗事”的部分内容谈谈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在讲座开始之前，老师引领我们谈了谈自己对于主人公上官云珠的疑问，就比如上官云珠平时展现出来的严格要求对比材料一里面的温柔不免引人发问：“云珠是个怎样的母亲？云珠真的有表现出来的那么爱党吗？”先看看上官云珠的生平吧，她首先是和同乡的一个男人结婚，后来随着逃难的人群来到了大上海，在一家照相馆工作。后来被一个导演看上要她加入演艺圈，丈夫是极力反对她“出卖肉体”抛头露面的——这是当时人的一个对于女性的普遍要求，云珠为了加入文艺界理念不合和丈夫离婚，和她续弦的丈夫姚克挺有才华，生活美满。不过1949年要来了，新中国将要成立了，姚克很有先见之明，觉得这个新国家会对自己的事业不利，出国了。云珠则不同，她是抱有幻想的，和姚克离了婚呆在中国，那时姚姚才一岁出头。有时候事情真的要分两面来看待，作为一个拥有“全知视角”的人，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建立对云珠的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改变了自己的演绎风格，不演富家阔太太了！可是解放后她还是被评定为四等演员，为什么？就演技而言她可是必须一等的！但就因为她既不是延安老骨干，也不是重庆抗日骨干，是留在沦陷区的演员，这颇有一种“元朝四等人”的意味，除了演“南海风云”前后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云珠解放后的“黄金期”，被主席接见，代表文艺界出国交流。。。。。她的解放生活大体还是不幸的，被亲女儿贴大字报，送去乡下各种历练，各种自我批判，毕竟她们都是有“原罪”的，——不早早端正心态，迷恋解放前纸醉金迷的繁华日子，到了最后一切“美好品德”都可以“有罪”，我特别记起来“武训传”的那个乞讨办学自强不息的武训却被解读成了巩固封建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舞台姐妹”和另一部电影被批判后，演员之一的云珠被要求写检讨，不断催促，重写。。。。最后她是看的通透了，从四楼的阳台一跃而下，跳楼自杀了。 就如陆洪恩说的：“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们正确看待他，学习他不是为了所谓的批判社会之类，正因为他的错误，灾难性，我们更要正视他，了解他是避免了了下一次悲剧重演。 -
读后感
翻开陈丹燕笔下那页泛黄的上海往事，上官云珠与女儿姚姚的故事像一柄锋利的刀，猝不及防地划开了历史华丽的包装纸。这位在银幕上的大明星，与女儿共同演绎的却是一出现实版的人生悲剧。
上官云珠的旗袍永远熨帖得没有一丝褶皱，就像她在公众面前维持的完美假象。但女儿姚姚看到的，是深夜卸妆后母亲浮肿的眼袋，是被批斗后藏在檀木箱底的血迹斑斑的衬衣。当这位明星从上海高层的窗口纵身跃下时，她留给女儿的除了一箱被剪碎的照片，还有那个时代赋予的、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姚姚后来在采访中说："妈妈的死法太像她演过的某个镜头。"这句话看得令人窒息。
当我们在书中看到上官云珠偷偷教女儿用鸡蛋清保养皮肤的温情片段时，突然意识到：在政治运动中，连最普通的母女日常都成了奢侈。她们用生命书写的，不仅是个体的哀歌，更是一个时代对美的摧毁。上官云珠光鲜背后的艰辛，在文字里一一展现，当她终于登上事业巅峰时，时代的巨轮却无情碾过，将她从推入深渊。姚姚也是悲剧中的一环，这个从小在镁光灯下长大的女孩，亲眼目睹母亲从万众瞩目到被批斗羞辱的全过程。书中那个细节令人心碎：年幼的姚姚躲在后台，看着母亲被批斗侮辱，却还要在舞台上继续表演。这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给这个女孩的心灵刻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陈丹燕的这本书揭开了这对母女悲凉的命运中。像一场宿命的轮回。在如今这个时代重读这段往事，更觉震撼。上官云珠母女用生命书写的，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创伤。 -
行走作文
文革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个伤疤，一被提起，就变得敏感而刺痛，以至于这段不算遥远的往事正逐渐被遗忘。这次行走前，我对它的印象也仅止步于历史书上那连两页都不到的文字里，学习之后我才真正懂了文革这两个字背后的那层悲惨与绝望。
行走开始前，老师通知我们在张乐平故居集合。我从下出租车后沿着街道一直寻找，过了大约6、7分钟还是没有找到，回头才看见几个穿着绿色运动服的人拐进了一个小巷子里，这才找到集合点。张乐平的创作历程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史。一楼的照片可以非常清晰地展现三毛形象的转变。《三毛流浪记》和《三毛从军记》在解放前后十分流行，里面的三毛展现的是一个很可怜的旧社会中国儿童形象，可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三毛的形象却突然大变，成了一个阶级斗争战士，这很明显是由政府操控的。这让我看到了当时毛泽东“艺术应为政治服务”思想的体现。
走在街道上，路人们说说笑笑，时不时还有年轻人在街边借景拍照，实在是一片祥和的景象。走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门口，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厂徽，上面是工农兵的经典搭配。老师提醒我们，中国绝大多数的电影制片厂都采用的是差不多的工农兵形象，我意识到，这也是文革的产物。老师让我们猜猜在文革期间，上海电影制片厂的1000员工有多少人被批斗、打倒，最终答案是300多人。非常大的一个数字，但我已经见怪不怪，或许是因为书中和材料里的那些数据更为残酷。同时，我们还了解到江青作为曾经上海的一名演员，在文革期间对于自己旧时知道自己身份的人的迫害之残忍，让我们认识到了文革的荒谬。
在上海交响乐团的外墙围栏上，我们发现了陆洪恩的人物介绍。上面提到了“文革”两字，樊老师就称赞已经不错了。樊老师讲，在那个时候，死不悔改是最恐怖的，因为这可能会连累自己所有的亲戚朋友。而陆洪恩竟然在行刑前做出了如此直接、大胆的演讲，足可见文革对一个人的毁灭性。
在聂耳像下，我们展开了讨论。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国歌的变迁。樊老师小时候的国歌竟然不是我们现在的歌词，而是与毛主席相关的宣传性歌词，这仍然是文革思想的遗存。
现在，文革的影子依然还在，巴金所倡导的文革博物馆却始终没有实现。作为年轻一代，我们要时刻谨记历史，才能防止新的悲剧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