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潮汕行 行走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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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参加大型行走，也有很多收获，想借这次反馈来回应行程中的一些问题和感受。首先在飞机上，透过舷窗，一条江水和成片的山脉一览无遗。看着手中的地图，我得以知道这是莲花山脉，而蜿蜒的江水正是以著名文学家韩愈命名的韩江。在后续的车程中，樊老师也对本次行走主题韩江山海客家潮汕行做解释。韩江把莲花山的北面和南面的不同族群联系在一起，听完樊老师的题解之后，我的感受主要是地理因素造成的复杂性以及矛盾性。莲花山不仅让土地资源更加的贫乏，但同时也迫使客家人向外更好的谋生。韩江虽然带来了充沛的水源，但是也造成了不断的水灾。在后续我们的采访当中也有很好的体现这些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都有直接的联系。
其次，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第二天行程当中的黄遵宪纪念馆。在人境庐的房屋中，我们发现黄遵宪的外交贡献，整个房屋也充满西式的痕迹，比如长廊支撑处使用罗马柱，二楼也有一个小的阳台等。吴旭老师指着墙壁上关于黄遵宪的介绍，向我们提问:”黄遵宪出使过哪些国家?”我们回答说：“有英国、日本、法国、新加坡和美国。” 接着，吴旭老师向我们讲解黄遵宪赴美的经历：在旧金山解救华人出狱。然后，吴旭老师提到，黄遵宪看到了总统和联邦的弊端，所以他推崇的君主立宪制，同样黄遵宪看到了革命的案例，所以他主张的是变法而不是革命。变法相较于革命会更加温和，同时也没有推翻现在的政权。我在这里有一个疑惑的点就是，为什么黄遵宪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依然主持变法，而不是去革命，并传递给他的后辈梁启超。我的猜测是他作为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他思想还是去如何改善这个国家，而不是推翻这一个政权。其次，可能还是和他出使多国的外交经历有关。站在无壁阁上，朗诵他的《致梁启超函》: “无避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透过那个与丘逢甲热烈讨论的塑像，回首历史，我看见了那个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那个外交家——黄遵宪。
然后，我在这里还想探讨一下关于华侨文化的部分。在张弼士纪念馆中，我们小组收到的任务是找到：张弼士和政府有良好关系的证据。樊老师和万老师提醒我们关注诏书的内容，其中会有召见的原因、目的，而且也可以与阅读材料相互印证我隔着一层层玻璃，看向一封封慈禧召见他的诏书，一封封泛黄的诏书背后却是商人的无上荣耀。我发现了他即使作为一个商人，但是他积极从政的一面。在正式参观陈慈黉故居前，我们对于他的故居的第一反应是一个西式的洋房，但是实地观察之后，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典型的驷马拖车 ，而且西式的建筑风格（主要是东南亚）也仅仅是在装饰方面比如瓷砖、地板等。在樊老师询问我们：“这些建筑为什么建成这样，有什么意义？”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一个很好的解释。但是联系到他作为一个潮汕人的身份的时候我可以看出他落叶归根，秉持传统文化的宗族观念的传承。通过以上的参观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作为客家人的张弼士，还是作为潮汕人的陈慈黉，他们都有一种很强烈的宗族观念，这一次我看到了:这就是华侨的精神，这就是潮汕的侨乡文化。 -
无题
我感到我此时应该潸然泪下。
火车驶出一个铁路信号站。窗外，朦胧盖着本该烟花般绚烂的晚霞，只余很淡的蓝红色，黑影般的树和远山。车内亮着灯，车窗的玻璃是天然的镜子。而此时玻璃上只有我向外凝望的像，脸上流动着万家灯火，又不时随着轰鸣声一下变成纯粹的夜色。
很容易想起和大家分别之后我在去厦门的火车站里究竟干了什么，好比我看见蓝色就以为那是樊樊的蓝毛衣，正欲跟上去时又因为近视而把远处走来的一个黑衣蓄须男子认成吴旭，恍惚间还听到不存在的耳麦里传来万总和沈阳学姐的声音，甚至坐在我后面的旅客口气像极了刘尧。
我此时感到自己真的很为难，愿意为证明自己把心剖出来给你看，这次行走在脑海中缠绕起实在太错综复杂的语句和画面，将我留在原地，无法动弹。（所以写下正文时离行走结束的确过了很多日子，我在海边码字。）
沧海横流，金子浮在上面。望不穿的海鸥群飘卷过去，留下那些翻涌至高处突然被斩首成白色泡沫的浪，轮船鸣笛。
仅仅百年前，张弼士、陈慈黌那些鲜活存在过的人们啊，或许就在此乘一艇帆船背井离乡，下南洋。想起行走时狄老师问我们，是否觉得那些下南洋的华侨都会打拼成大富翁，或是被授予光禄大夫之类的官职，衣锦还乡后在荒凉而偏远的郊区里建成豪奢院落？或许正因这一问，张弼士博物馆那些并不丰富的展板，陈慈黌故居中关于教育的微小细节才能给我带来更大的震动吧。
在张弼士博物馆，刘娜老师引导我们对着展板一步步还原贫苦出身的他发家致富的过程。“张弼士为何获得了荷兰年轻军官的照顾，获得了承办烟酒税及其典当税捐的权力，后来又在在殖民岛创办了裕和农垦公司，并获利颇丰？为什么他总可以获得成功呢？”当时我的猜想是：他充分利用了那些无人居住的荒岛获得了便宜的土地，或者因为他善于抓住商机。
后来万总提醒我们跳脱出殖民者的视角，“所谓哥伦布“发现”美洲，美洲原本难道没有人吗？”……所以问题的答案其实是，张弼士用“租用土地”的方案，带着土著一起致富，来缓和外来与本土的关系，用商人思维解决了这个很难妥善解决的政治问题。而他之所以获得军官的照顾也是因为他在军官潦倒落魄时并不冷眼相对、落井下石。了解这些故事后，我好像破开了“实业救国”企业家那层金光璀璨的外衣，看到一个年轻人用他的隐忍、宽厚、善良一点点在异国他乡拼命打拼，站稳脚跟的形象……
到陈慈黌故居前，我其实是有一种“轻视”在的，毕竟祖上富过，他的成功会更轻易些？（现在想来全无逻辑），也把他和“富不过三代”的张弼士比较，关注点落在怎么一直“富下去”上。
大宅建在小村和群山里，静寂如画，故居的外形同中式院落一般无二，却镶着西式花窗，能从中感受到历史和乡愁的重量。莲花池中只剩下一些折断了的枯枝，在水镜上干枝的线的形与倒影组合成很多黑色的三角形。
刘显老师介绍宅院时提到的一个背景信息其实非常关键，那就是如此规模宏大的院落居然是由陈慈黌的妻子决定设计的。或许由此就可以看出华侨在观念上独特之处，他们有更加开放和包容的风气流转。再联系万总在车上提到的，陈家通过竞争去判断谁更适合继承企业，无疑是绞尽脑汁的创新：让长子回乡稳住基业，让次子下南洋闯荡，这样的筛选机制让同代的每一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位置，或也在让一切自然发生。
所以，在光宗耀祖的背后，明明含着无数人在完全陌生的海洋彼岸从最底层的苦力、猪仔做起的辛劳、努力传承企业的殚精竭虑，他们无一不在殖民统治、种族歧视、文化隔阂和商海沉浮中艰难求生。面向海洋，他们真正意义上去闯荡，尽管是为贫穷所迫。而带着极大“幸存者偏差”的衣锦还乡结局，属于极少数人，运气与实力俱存的佼佼者们。
而他们作为自称祖上是河洛中原正统的客家人，“祖”字永远萦绕在族群的文化和习俗中，所以万总才会谈到“当时客家人感受到的那种共同性是存在的，民族、国家都是‘想象的共同体’，如何想象，才是问题的关键，而非事实是重点。外部的苦难增加了内部的凝聚力。”他们修祠堂、资助同乡、发展商业、复兴文化，让今天的侨宅和潮汕小公园的展板上有了泰语介绍……如何不为之震撼。
行走的最后一天，作为海洋组的一员，我们汇报时着重关注了海洋文化精神和华侨文化在潮汕地区的体现。樊老师提到：“近现代的海洋精神就体现在华侨文化上，而这些反哺故乡、传承文化的主力却因为万隆会议而被迫放弃国籍，不被祖国所承认……”华侨文化好像刹那间因巨震而断层消亡，所有的背负与苦难都成了行云流水的此世光阴。
想起我们访当地城隍庙时看到的一对对联：作事奸邪任尔焚香无益，居心正直见吾不拜何妨，还另有一个横批：你来了麼。读罢真觉好笑又感慨，潮州居然有一个无所谓你拜不拜的城隍。文化或者人被拔高成为信仰，就在于其提供了一套超越个人命运与地域局限的完整价值系统，这套价值体系指引众多的人安身立命，起到教化的功用，从韩文公祠到孔庙皆如此。潮州城隍庙的香火仍旺、“信客”仍众，一行人多被烟气熏得连连咳嗽，但信仰本身却显得那么“了无依凭”，何尝不是一种恐怖的断层，礼崩乐坏的前奏，信仰的世俗化瓦解其神圣，一种维持社会运转的力量正在慢慢的从现代生活中消失……
几年前的我对此似乎无知无觉，几个月前的我看到此或许会在反馈里义愤填膺道“政府的文物保护工作和文化遗产建设……”，但或许正是因为这次行走，我对于潮州文物保护的态度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甚至连带着会更加审慎地思考文保、申遗这一类很容易让人愤世嫉俗的话题。
老城茶馆里，潮剧咿呀声刚刚退去。和陈老师对谈，我提问他潮州古城的申遗问题和潮汕文化的留存情况。他并没有展示出无奈、愤慨种种情绪，而是告诉我申遗的客观条件是什么、名额怎么分配，告诉我：他们一直在努力。我几乎哑然失笑，从材料中我早明白“在做”的状态，可当渺小的人们把沉甸甸的贡献真切展现在我面前时，“做的结果如何”、“又还要等多久”的诘问似乎一瞬间变成我无力指责的问题，我无此立场。
眼前浮现出四四方方的蓝天下，围楼近些年重修的屋顶，让原本的砖瓦变成了水泥；石板广场被改造为草坪，好像一切都变得没有古意，但其中的部分内容却让人无法指摘。仍记当时吴老师的引导一直在暗示着，对于一件古物的修复把它做“修旧如旧”就是好的吗？如果历史的物件正依然随着时代而不断更新，那么，“将历史的归于历史的”，又是否是恰当的行为？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修复文物，又取决于我们意图在何，眼光在何……
我感到长久的矛盾如刀斧般劈砍在我身上。但又好像，有很多东西为我承担了这一切，我的意思是，他们大抵是矛盾本身。潮州、汕头、揭阳、华侨们、大海、古宅、围楼，一切在我眼前重新显影。
向左看，百年前的围楼、厝屋正被群山峻岭环抱，为高楼大厦所不容；向右看，英歌舞里的宋江以雷霆万钧之势击鼓，震耳欲聋，一旁立着永远茂盛和新鲜的榕树。千百年来所有的快乐、悲伤、耻辱和骄傲，被同时拿来铺就这个族群的前路，那些因爱而隆起的高峰，因遗憾而塌陷的深谷，此刻一览无余。
然后，照相机的快门，响了起来。我终于没有流泪，而一切在我脚下展开。 -
在最初阅读材料和第一天结束时，我在疑惑为何客家人能够如此团结，凝聚力，反哺家乡的意识等等都十分强大，可以说中国之最。另一则是和我组别相关的问题，即为何一个文化如此独特，凝聚力如此强的群体，在现代反而没落了?
第一个问题其实在最初的几天就解决了，但是之后的行走中又让我加深印象。客家人由于自然环境原因被迫集体外迁，在异国他乡只能抱团取暖，同时尽力摆脱本地人对他们的歧视眼光；同时，在证明自己是中原正统，摆脱歧视时，常见的做法就是反哺故乡，投资文化，基础建设。由此，凝聚力，对身份的认同，和对故乡的情感就比别的族群强烈不少。我想到了犹太人，同样是经历苦难，同样凝聚力强。廖老师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表示客家人一直在以有别于本地人的方式生活，宣传自己客家人的身份。但老师同时也提到，近几十年华侨资助在减少，我并不是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只觉得老师不是在说客家人怎么确认身份吗，为何突然提到这个。直到之后几天的行走，我才体会到这些在外华侨/客家人对于当地的帮助有多大。不仅是海外的客家人，在外的潮汕华侨在当地出资回收祠堂，兴办学习生产奖学金，迎回祭祀节庆活动，以自己之力将潮汕地区的文化保留下来。许多庙宇存在翻新痕迹，明显是近些年被出资重修；节日祭祀活动被保留，潮汕人无论年龄都爱观看参与；牌坊街四十多块牌匾，华侨出资重修约三十块，至今还被作为劝导年轻人读书的例子高悬街头。这些例子无不说明华侨在当地文化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此等重要的人物却在w龙会议被撤去国人身份，将一群最爱国的人的根本斩断，伤害的程度可想而知。难怪廖老师要说华侨的投资变少了，少的不仅是资金，更是对于当地文化的建设，维持，连带我将于第二个点提到的，文化断代，导致当地看似兴盛，实则衰败无比。
我想到最初对于华侨的印象，和这几天的探索。最初，或许是刻板印象和幸存者偏差，我确实觉得“华侨”这个词意味着好运，富裕和成功。然而，在了解张弼士，陈慈黉，和观看完文化博览馆后，我发现我大错特错。关于张弼士起家的史料极少，博物馆只放了寥寥展板，却足能看出他的艰辛。我只知他出海就继承了岳父的家业起家，结识后殖民地总督，抓住开发岛屿的机会，却没有看到他在做生意上的天赋，处事待人的真诚，对自己身份的清晰，和获得其他人信任的能力。所谓哥伦布发现美洲，但是美洲难道没有人吗？华侨看似光鲜，实际上却只有类似张弼士般拥有大能力，宽厚，善良品质，以商人身份解决政治难题般的人才真正能够成功，站到台前。剩下的大部分人，已经和博览馆的描述一样，在从猪仔做起，辛苦出卖劳力，努力传承企业的过程中沉浮，消失。他们无一不在殖民统治、种族歧视、严苛法律中艰难求生。我只看见归来的华侨光鲜亮丽，却忘记他们出海的真正原因。驱使他们出海求生，抱团取暖，造就如此独特文化的，是最初的贫穷物质。他们不像现在的出国学生，备考家业，略具能力，甚至有奖学金，国家资助，而是为了生存，竭尽一切可能为自己谋出路。虽然他们的拼搏精神令人震撼，但实际上大部分人音讯无存。上世纪中期，马来西亚数十万华人，真正造成影响的不到千分之一。如此震撼的苦难史，和成功之后的回馈故乡令我久久不能平静。
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华侨受到的待遇，连带家乡的没落令我气愤不已。作为海洋组，我们探究了近现代潮汕地区海洋精神的矛盾性。华侨辛苦挽回文化的过程被一场会议骤然泯灭，本地文化保留，但不断世俗化，被迫改革，为了生存牺牲许多，最初的权威性，神圣性不断消失。三统合一崩塌，庙宇学宫重建，却只有最著名几个有些游人。古代土楼雄壮无比，却人去楼空，逐渐凋零。说是潮汕地区每次申遗只有一个，必须万无一失，但是比福建土楼更古老，更宏大的建筑，却连申遗资格都排不到一个。海洋精神如泰安楼一般——为了国泰民安而建，却在国泰民安后失去作用——在当地不再那么贫瘠时渐渐淡化，存在但渐渐变味。
我这杞人再怎么担忧也无补，甚至回来隔天就得登机去英国了，天塌下来也看不见，只能默默希望下次再来时文化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