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预习：关于人类进化的讲座（唐润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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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习问题：
1：人何以为“人”？是什么让人类不同于其它动物？
2：你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哪个时刻（发明，发现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最大的作用？
 
《人类简史》
第二章 知善恶树
——尤瓦尔·赫拉利
第一章提过，虽然智人早在1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东非，但一直要到大约7万年前才开始迁移到其他地区，造成其他人类物种的灭绝。而在先前的几万年间，虽然智人的外表已经与我们十分神似、大脑容量也差堪比拟，但他们与其他人类物种相比却不占任何优势，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工具，甚至也没什么特殊表现。
事实上，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的史上第一次冲突，赢家还是尼安德特人。大约10万年前，有几群智人向北迁移到地中海东部、侵入了尼安德特人的领土，但没能攻下这个领地。至于他们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当地人过于强大，可能是气候过于寒冷，也可能是他们对当地的寄生虫无法适应。不论原因为何，总之智人最后就是黯然离去，而尼安德特人仍然是中东的霸主。
正因为智人的外在表现实在乏善可陈，学者推测，这些智人的大脑内部结构很可能还是与我们不同。虽然看起来和我们一样，但认知能力（学习、记忆、沟通）却仍然十分受限。换句话说，想让远古智人说中文、接受马克思主义信条，或是明白演化论，应该都是缘木求鱼。但就算是我们想要学习他们的语言、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可能也同样困难无比。
然而，等到大约7万年前，智人仿佛脱胎换骨。大约在那个时候，智人第二次从非洲出击。这一次，他们不只把尼安德特人和其他人类物种给赶出了中东，甚至还赶出了这个世界。没多久，智人的领地就到了欧洲和东亚。大约45000年前，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他们越过了海洋，抵达了从未有人类居住的澳大利亚大陆。在大约7万年前到3万年前之间，智人发明了船、油灯、弓箭，还有想缝制御寒衣物所不可缺少的针。第一项确实能称为艺术或珠宝的物品，正是出现在这几万年里；同时，也有了确切的证据证明已经出现宗教、商业和社会分层。
大多数研究人员相信，这些前所未有的重要成就，是因为智人的认知能力有了革命性的发展。学者认为，这些造成尼安德特人灭种、移居澳大利亚、雕出施泰德狮人雕像的智人，已经和你我同样聪明、有创意、反应灵敏。如果我们遇到施泰德洞穴的艺术家，我们已经可以学习彼此的语言。我们能够向他们解释我们知道的一切事物，不管是《爱丽斯梦游仙境》的冒险情节或是量子物理的复杂理论，而他们也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看待、理解这个世界。
大约就是在距今7万到3万年前，出现了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这也正是所谓的认知革命。会发生认知革命的原因为何？我们无从得知。得到普遍认可的理论认为，某次偶然的基因突变，改变了智人的大脑内部连接方式，让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思考，用完全新式的语言来沟通。这次突变，几乎就像是吃了《圣经》里那棵知善恶树的果实一样。为什么这只发生在智人的DNA里，而没有发生在尼安德特人的DNA里？我们现在只能说这就是纯粹的偶然。这里比较重要的，并不是这种突变的原因，而是突变带来的结果。智人的新语言究竟特别在哪，竟让我们能够征服世界？
智人的语言并不是世界上的第一种语言。每种动物都有着某种语言。就算是蜜蜂或蚂蚁这些昆虫，也有极精密复杂的沟通方式，能够告知彼此食物所在。甚至，智人的语言也不能说是第一种有声的语言。因为许多动物（包括所有的猿类和猴类）都会使用有声语言。例如，青猴（green monkey）就有各种不同的喊叫方式，传达不同的信息。像是动物学家已经确定，青猴的某种叫声代表着“小心！有老鹰！”，而只要稍微调整，就会变成“小心！有狮子！”。研究人员把第一种叫声放给一群青猴听的时候，青猴会立刻停下当时的动作，恐惧地望向天空。而同一群青猴听到第二种叫声（警告有狮子）的时候，它们则是立刻冲到树上。虽然说智人能发出的声音比青猴多，但鲸鱼和大象也不遑多让。爱因斯坦能说的声音，鹦鹉都能说，而且鹦鹉还能模仿手机铃声、摔门声还有警笛的尖啸声。当然，爱因斯坦可能有很多地方比鹦鹉强，但不论如何，语言这点可是远远不及。那么，究竟人类的语言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最常见的理论，认为人类语言最为灵活。虽然我们只能发出有限的声音，但组合起来却能产生无限多的句子，各有不同的含义。于是，我们就能吸收、储存和沟通惊人的信息量，并了解我们周遭的世界。青猴能够向同伴大叫“小心！有狮子！”，但现代人能够告诉朋友，今天上午，在附近的河湾，她看到有一群狮子正在跟踪一群野牛。而且，她还能确切地描述出位置，或是有哪几条路能够抵达。有了这些信息，她的部落成员就能一起讨论，该怎么逼近河边，把狮子赶走，让野牛成为自己的囊中物。
第二种理论，也同意人类语言是沟通关于世界的信息的方式。然而，最重要的信息不是关于狮子和野牛，而是关于人类自己。我们的语言发展成了一种八卦的工具。根据这一理论，智人主要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社会合作是我们得以生存和繁衍的关键。对于个人来说，光是知道狮子和野牛的下落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部落里谁讨厌谁，谁跟谁在交往，谁很诚实，谁又是骗子。
就算只是几十个人，想随时知道他们之间不断变动的关系状况，所需要取得并储存的相关信息量就已经十分惊人。（如果是个50人的部落，光是一对一的组合就可能有1225种，而更复杂的其他社会组合更是难以计数。）虽然所有猿类都对这种社会信息有浓厚兴趣，但它们并没有有效的八卦方式。尼安德特人与最早的智人很可能也有一段时间没办法在背后说彼此的坏话。然而，如果一大群人想合作共处，“说坏话”这件事可是十分重要。大约在7万年前，现代智人发展出新的语言技能，让他们能够八卦达数小时之久。这下，他们能够明确得知自己部落里谁比较可信可靠，于是部落的规模就能够扩大，而智人也能够发展出更紧密、更复杂的合作形式。
这种“八卦理论”听起来有点荒唐，但其实有大量的研究结果支持这种说法。即使到了今天，绝大多数的人际沟通（不论是电子邮件、电话还是报纸专栏）讲的都还是八卦。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再自然不过，就好像我们的语言天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生的。你认为一群历史学教授碰面吃午餐的时候，聊的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吗？而核物理学家在研讨会中场茶叙的时候，难道讲的会是夸克？确实有时候是如此，但更多时候其实讲的都是哪个教授逮到老公偷吃，哪些人想当上系主任或院长，或者说又有哪个同事拿研究经费买了一台雷克萨斯之类。八卦通常聊的都是坏事。这些嚼舌根的人，所掌握的正是最早的第四权力，就像是记者总在向社会爆料，从而保护大众免遭欺诈和占便宜。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无论是八卦理论或是“河边有只狮子”的理论，都有部分属于事实。然而，人类语言真正最独特的功能，并不在于能够传达关于人或狮子的信息，而是能够传达关于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据我们所知，只有智人能够表达关于从来没有看过、碰过、耳闻过的事物，而且讲得煞有其事。
在认知革命之后，传说、神话、神以及宗教也应运而生。不论是人类还是许多动物，都能大喊：“小心！有狮子！”但在认知革命之后，智人就能够说出：“狮子是我们部落的守护神。”“讨论虚构的事物”正是智人语言最独特的功能。
相较之下，大部分人都会同意只有智人能够谈论并不真正存在的事物，相信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情。如果你跟猴子说，只要它现在把香蕉给你，它死后就能到某个猴子天堂，有吃不完的香蕉，它还是不会放手。但这有什么重要？毕竟，虚构的事物可能造成误导或分心，带来危险。某甲说要去森林里找仙女或独角兽，某乙说要去森林里采蘑菇或猎鹿，听起来似乎某甲就是活命机会渺茫。而且，我们都知道时间宝贵，拿来向根本不存在的守护神祷告岂不是一种浪费？何不把握时间吃饭、睡觉、亲亲抱抱？
然而，“虚构”这件事的重点不只在于让人类能够拥有想象，更重要的是可以“一起”想象，编织出种种共同的虚构故事，不管是《圣经》的《创世记》、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梦世记”（Dreamtime），甚至连现代所谓的国家其实也是种想象。这样的虚构故事赋予智人前所未有的能力，让我们得以集结大批人力、灵活合作。虽然一群蚂蚁和蜜蜂也会合作，但方式死板，而且其实只限近亲。至于狼或黑猩猩的合作方式，虽然已经比蚂蚁灵活许多，但仍然只能和少数其他十分熟悉的个体合作。智人的合作则是不仅灵活，而且能和无数陌生人合作。正因如此，才会是智人统治世界，蚂蚁只能吃我们的剩饭，而黑猩猩则被关在动物园和实验室里。
 
《不存在的革命》
象征行为
莎莉·麦克布雷蒂
对死者的特殊处理
埋葬以及其他对死者的特殊处理，是现代人类社会象征生活中十分普遍的一部分。尼安德特人是否会有意埋葬死者，也因此长期被视为判断他们“有多像现代人”的重要证据。尽管遗址形成过程和早期考古发掘方法给判断带来了不少困难，目前研究者大体同意，至少相当一部分保存较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骨架是被有意埋入地下的。
不过，即使尼安德特人确实埋葬死者，我们也不能由此确定这种行为一定具有仪式或宗教意义。对于现代人而言，埋葬通常意味着对死者的尊重，并伴随着象征和仪式观念；但在史前环境中，埋葬也可能只是出于卫生等实际原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尼安德特人的墓葬通常缺少明确的随葬品。因此，仅凭一具完整骨架，很难进一步判断埋葬者究竟抱有什么思想。
甚至“这些骨架是否真的经过埋葬”本身，也曾受到质疑。完整骨架可能在某些洞穴环境中自然保存，例如落石、低温造成的尸体脱水等过程，都可能让尸骨保持较完整的状态。不过，这种纯粹自然形成的解释也存在问题：在欧洲、近东和非洲许多更早、同样保存动物骨骼良好的洞穴遗址中，我们并没有发现类似数量的完整人类骨架。这使得有意处理尸体仍然是一个合理解释。西班牙 Atapuerca 的 Sima de los Huesos 遗址中，至少32个人的遗骸集中出现在洞穴深处的竖井中，也可能说明早在20万—30多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对尸体进行了某种有意处置；但这些遗骸究竟是被人为投入竖井，还是由自然过程或食肉动物造成，目前仍不能确定。
对于智人，最早而且相对可靠的有意埋葬证据来自近东的 Qafzeh 洞穴。这里至少有四具早期智人遗骸被解释为有意安葬，年代大约在9万—12万年前，其中至少一具还可能伴有随葬品。这个时间点本身很重要，因为它远早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通常所说的“文化革命”。作者还指出，更新世期间尼安德特人与智人的分布会随着气候变化而反复移动，两者也曾在相邻地区生活。因此，甚至不能排除尼安德特人后来从智人群体那里接触并学习了某些埋葬习惯。
在非洲，中更新世目前没有明确的墓葬证据，但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对尸体进行加工的现象。例如 Bodo 头骨上存在石器留下的切割痕迹，说明死者面部组织曾被有意剥离。这可能与食人行为有关，也可能是一种死后仪式。南非 Klasies River 的早期智人遗骸同样存在破碎、切割和焚烧痕迹，而且其处理方式几乎无法与作为食物残骸的动物骨骼区分开来。作者并没有试图给这些行为赋予确定的象征意义，而是强调：史前人类对死者的处理方式显然可能比单纯的“埋葬或不埋葬”更加复杂。
非洲也有一些可能属于早期智人的真正墓葬。南非 Border Cave 出土了一具接近完整的婴儿骨架 BC3，发掘者认为它来自一个浅墓。如果它确实属于当地的中石器时代地层，其年代可能超过10万年。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婴儿身边还有一枚被穿孔的海螺壳，可能曾被作为吊坠。不过，由于这批遗骸多数是在较早时期发掘的，其准确地层一直存在争议，因此这个例子需要谨慎对待。
埃及尼罗河谷的 Taramsa 则提供了一个更清楚的例子。这里发现了一具约8—10岁儿童的完整骨架。孩子被以坐姿放入坑中，双腿弯曲，头朝上，墓穴随后被覆盖，而上方的中石器时代沉积仍然完整。其年代大约在距今5万—8万年之间。即使这些墓葬无法告诉我们早期智人是否已经拥有宗教，它们至少说明，对死者进行有意安排和特殊处理，并不是四五万年前才突然出现的行为。
珠饰与装饰品
装饰品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现代人类行为的重要标志，因为这类物品的意义通常不在直接的生存用途。穿孔贝壳、珠子或吊坠可以被佩戴在身体上，用来传达身份、群体归属或者其他社会信息，因此它们很可能是象征沟通的一部分。
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大量装饰品著称，而欧洲更早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几乎没有可靠的类似发现。这种差异曾经被用来支持“现代象征能力是在较晚时期突然出现”的观点。不过，即使在欧洲晚期旧石器时代，装饰品的分布也并不均匀，许多遗址完全没有发现穿孔或装饰过的物品。至于尼安德特人遗址中少量可能的饰品，不少出土地层本身存在问题，另一些则出现在智人已经进入欧洲之后。因此有研究者提出，晚期尼安德特人可能通过贸易或模仿，从邻近智人那里获得了佩戴装饰品的做法。
过去人们同样认为非洲中石器时代缺乏装饰品，但现在看来，非洲身体装饰的传统很可能比欧洲早数万年。如果 Border Cave 婴儿墓葬的年代和地层关系可靠，那么与其一起发现的穿孔海螺壳可能早于10.5万年前。北非 Aterian 文化的多个遗址也发现了骨制吊坠、有意钻孔的石片以及穿孔贝壳，这些遗址的年代有些可追溯到十几万年前。
到了较晚时期，鸵鸟蛋壳珠在非洲变得十分普遍。肯尼亚 Enkapune ya Muto 出土的珠子约有3.7万—4万年的历史，而其所在层位下方的地层可能超过4.6万年。南非和东非几个中石器时代遗址也出土了珠饰，其中坦桑尼亚 Mumba 的一枚鸵鸟蛋壳珠被测定为约5.2万年前。这样的发现说明，个人装饰在非洲并不是晚期石器时代突然出现的新习惯，而至少部分可以追溯到中石器时代。
比珠饰分布更广的是各种带有刻痕的物品。南非 Klasies River、Blombos、Hollow Rock Shelter，以及纳米比亚 Apollo 11 等遗址，都发现过被有意刻画的骨头、红赭石或鸵鸟蛋壳。在 Blombos，一块骨头和多件带有规则刻纹的红赭石出现在一个被约7.3万年前沙层覆盖的地层之下；Apollo 11 的一些刻纹物甚至可能早于8万年前。我们无法确定这些痕迹究竟是装饰、计数标记，还是具有其他用途，但它们至少说明，对物品进行规律而重复的视觉加工，在所谓四五万年前的“人类革命”之前已经存在。
颜料的使用
系统使用颜料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最醒目的文化特征之一。著名的欧洲洞穴绘画大约可以追溯到3万年前，而雕刻和可移动艺术品的年代也相当早。因此，颜料经常被用作判断象征行为是否存在的重要依据。
但这里需要非常谨慎。史前遗址中最常见的颜料是赤铁矿等铁氧化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红赭石。发现赭石并不自动意味着发现了“艺术”。有人认为颜料本身就是象征行为的证据，但另一些研究者指出，它可能有各种实际用途。例如赭石可能用于处理兽皮，也可能具有止血、消毒或驱除寄生虫的作用。只有当颜料与明确的艺术品、身体装饰或其他象征材料共同出现时，我们才能更有把握地把它理解为着色材料。更何况，颜料本身也很难保存：如果在史前已经被完全研成粉末，考古学家今天可能只能看到一点颜色痕迹。
欧洲一些尼安德特人遗址确实发现了红色或黑色颜料，有些还带有刮削和磨损痕迹。虽然有人将其解释为实际用途，但把至少部分颜料理解为着色材料也同样合理。这意味着我们不应排除晚期尼安德特人具有某种象征性或想象性的生活。不过，其中某些遗址的颜料出现在智人进入当地之后，因此也有人认为，使用颜料的习惯可能通过文化接触传播给尼安德特人。
在非洲，情况更加引人注意。红赭石在近现代撒哈拉以南社会中广泛用于身体、头发、珠饰、兽皮、衣物、墙壁和陶器的着色，晚更新世和全新世非洲遗址也留下了大量明确经过研磨的颜料。非洲岩画传统同样十分丰富。不过，保存条件会严重影响我们今天看到的材料。欧洲著名洞穴往往是深层石灰岩洞穴，而非洲许多史前岩棚只是暴露在风雨中的浅层岩壁。最早的壁画很可能早已随着岩壁风化和崩落而消失。因此，艺术品缺乏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象征能力缺乏。
一些非洲遗址仍然保存了罕见的早期证据。纳米比亚 Apollo 11 洞穴的中石器时代地层发现了绘有图像的石板，同时整个中石器时代层序中都有可以作为“蜡笔”使用的赭石。过去这些绘画层曾得到较晚的放射性碳年代，但新的测年表明，与之相关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可能远早于此前估计。作者借此再次提醒我们：所谓“艺术突然在很晚才出现”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可能来自保存情况和测年方法的限制。
颜料的获取与加工
更重要的证据来自中石器时代人群对颜料的系统获取和加工。早期考古报告经常提到赭石和磨石，但过去这些发现常被忽视，因为早期发掘控制不够严格，人们担心它们可能来自上方较晚的地层。随着更可靠的发掘不断增加，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在非洲中石器时代，颜料的获取、加工和使用并不是零星的偶然行为，而是一种分布广泛而有组织的活动。
非洲不同地区获取颜料的难度并不相同。在热带地区，富含铁氧化物的土壤十分常见；而在南部非洲，优质红赭石并非随处可得，因此人们甚至需要有意开采。斯威士兰 Ngwenya 山脉的 Lion Cavern 就曾进行过大规模赤铁矿开采，史前人类从岩壁中取走了数量惊人的颜料，而矿坑底部发现了大量中石器时代石器。博茨瓦纳 Tsodilo Hills 的洞穴中，也发现了与中石器时代采矿和研磨颜料有关的赤铁矿晶体、石锤和磨石。
南非 Klasies River 出土了180块红赭石，其中许多具有明显磨损面，一些小块可能像铅笔一样被直接使用；有些赭石上还能看到人为刮取粉末留下的痕迹。这些材料贯穿整个遗址层序，其中最早的一批来自超过10万年前的地层，而数量最多的一批属于大约6.5万—8万年前的 Howiesons Poort 阶段。
类似的现象并不限于一个遗址。Blombos Cave 出土了大量赤铁矿，有些似乎还被集中储存在洞壁的小凹槽中；Border Cave 整个中石器时代层序都有赤铁矿“蜡笔”，而前文提到的婴儿 BC3 身上也有赤铁矿染色。埃塞俄比亚 Porc Epic 则发现了近300块赭石，其中至少40块具有清楚的研磨痕迹，年代至少约为7.7万年前。
然而，最能改变时间尺度的发现来自东非。肯尼亚 Kapthurin Formation 的 GnJh-15 遗址中，石器、动物骨骼和鸵鸟蛋壳与大量赤铁矿共同存在，上方火山沉积的测年显示，该遗址可能已有约24万—28万年的历史。过去发掘出来的赤铁矿就有74块，总重量超过5公斤；新的发掘还发现了更多赭石，以及可能用于加工它们的、带赭石痕迹的磨石。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赞比亚 Twin Rivers 洞穴的早期中石器时代地层也发现了红赭石和黄色颜料，而覆盖这些遗物的洞穴沉积被测定为约23万年前。换句话说，有组织地获取和加工颜料的行为，可能在所谓“认知革命”发生之前十几万年就已经存在。
这些材料当然不能证明二十多万年前的人已经拥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艺术、宗教或完整的象征体系。作者也并不主张只要发现一块赭石，就能推断出复杂的精神世界。真正重要的是证据整体呈现出的模式：对死者的特殊处理、身体装饰、刻纹物品以及颜料的系统获取和加工，都没有在四五万年前突然同时出现。它们分别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逐渐进入考古记录，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十几万或二十多万年前。
因此，这些早期象征行为更符合一种逐渐形成、时有出现又时有消失的过程，而不是在某个单一时刻，由一次突然的认知变化创造出完整的“现代人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