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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 关于举报的时文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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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yblue
    编写于 最后由 编辑
    #1

    结构化思维是通过“是什么”、“怎么样”、“为什么”、“怎么办”四个角度分析社会事件的方式。
    是什么:事件的内容。对社会事件进行客观的事实性陈述。
    怎么样:事件的影响。社会事件会造成什么结果;对哪些群体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群体会如何评价这一事件。
    为什么:事件的成因。有哪些成因导致了事件的发生。
    怎么办:事件的应对。是否,以及应当如何对事件采取行动。

    预习作业:本次预习作业请阅读两篇文章,并使用上述的结构化思维,分析分配给本书院的文章中所阐述的社会事件。

    汉文书院、文史书院:
    一有分歧就举报,老师还怎么教孩子!
    (摘自《人民日报》)

    据媒体报道,9月开学季,有的学校短短两周就收到近40封举报信。其中大部分举报来自家长,比如“频繁换老师,影响孩子成绩怎么办”“为什么让孩子打扫厕所,没钱请保洁吗”“老师针对我家孩子”……也有些举报者是学生,称“老师太严厉了”“作业要夜里11点才能写完”……这些举报中,多数经核查并不属实,有些只是沟通不畅导致的误会。
    也有学校梳理了近年来接到的投诉,发现实质性有效合规投诉仅占5%。这几则数据,折射出当下家校关系中一个值得深思的难点:一些家长与老师产生分歧,不先进行沟通协商,而是直接选择举报;教师在承担教学任务的同时,面对琐碎的质疑如履薄冰,只能想尽办法自证清白。若让无理举报取代正常沟通,久而久之,家校间本应双向奔赴的信任,很容易在“一有分歧就举报”的惯性中被严重消耗。
    为什么举报成了首选?
    通过快捷的投诉举报方式进行监督,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当家校间信息分享没有及时同步、沟通渠道不够畅通时,举报就成了家长眼中“最有效”的路径。有的家长不是不想沟通,而是怕直接质疑老师不仅解决不了诉求,还会让孩子“穿小鞋”。当举报的处理效率高于沟通,当请上级介入比和老师商量更能“引起重视”,家长自然会选择成本更低、效果更确定的方式。
    一些学校处理举报的方式,也在强化这种惯性。面对举报,有的学校第一反应不是查清事实、解决症结,而是让老师退一步,以息事宁人的方式平息矛盾。这种处理逻辑看似维护了稳定,实则传递一种错误信号,老师从中学会了“少做少错”,家长则学会了“有事就举报”。
    除此以外,在一些家长的“放大镜式审视”下,教师的容错空间也在收窄,正常的课堂批评、班级管理、劳动教育、纪律约束,都可能被误解为对学生的“针对”和“伤害”。一些老师无奈地感慨:“举报太容易、成本太低了。”面对无理举报,教师要按照流程撰写说明、配合核查与谈话,不仅耗费大量工作和私人时间,身心健康也被严重影响。在这样的逻辑下,一个令人寒心的悖论浮现:认真严管可能会带来投诉举报,放任不管说不定反而相安无事。
    破解这一困局,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责无旁贷。今年9月,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必须在维护教师权益、尊师惠师上下足真功夫。既要让老师手中有“矩”,用制度标尺立起课堂规矩,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界可控、有例可循,也要让教师身后有“盾”,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澄清、正名,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文哲书院、西文书院:
    0.01分赢下保研,第二天就被室友举报了
    (节选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今年的保研季刚刚结束,新一轮的比赛开始了。一些学生像打仗一样,提前布局,精心谋划,但不是为了冲名额,而是“防举报”——有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刻意与同学保持距离,不和室友说笑,不和本班同学交朋友,不轻易发表意见。有学生不敢发朋友圈,还把吹风机寄回家,以免被人抓住使用违规电器的把柄。
    一位高校辅导员说,这几年,学生之间互相的举报明显变多了。他也观察到,很少有举报是出于维护规则的公平性,更多是落选者对竞争成功的同学发起的缺乏实质证据的举报,这些举报也没有成功。但很多时候,不是“举报”管不管用,而是关于举报的想象,让一些人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
    在一则求“保研防举报”建议的帖子里,刘恒留下了他的经验:“从大一开学就弄一个小号微信不发朋友圈,把所有学校的人隔离出来。”
    刘恒来自辽宁,大四在读,刚以年级断层第一的成绩保研上岸。他高考完,就定下了保研的目标。也是在那时,他刷到过不少大学舍友互相举报的短视频,吐槽一句军训太累,花钱大手大脚,或发个过圣诞节的朋友圈,都可能被截图做文章。
    刘恒知道,一旦被举报,留下污点,可能会影响保研。他决定,从迈入大学校门起,就对别人设起一道防线。三年多来,刘恒独来独往,上课、吃饭、自习都是一个人,团队竞赛也是一个人报名。回到宿舍,他拉上床帘,在隔绝的床上学习、娱乐、休息。偶尔室友聊天,他都是笑笑不说话,也不跟室友去聚餐。同学们讨论热点新闻时,刘恒从不接茬,尤其是人多的时候——他怕“祸从口出”,“现在大家维权意识都比较强,录音也很方便,耳机、手表、手机都能录音。”他仅有的两三个好友,要么是不同届的,要么是其他学院的,“没有利益冲突”。
    在线上,他也活成了另一个形象。碰到重大节日,他的朋友圈就准时更新:“过年好啊”“国庆快乐”“中秋团圆”。他说,同学们都知道这是人设,但互相都不戳破。有同学比他更极致,转发人民日报链接、与专业毫不沾边的行业峰会,就像上班打卡一样。看到大部分同学都在转发,刘恒感觉不发不合群,他也发。
    在我们电话交流时,刘恒也很少脱口而出。他的语速缓慢,似乎每一个词都经过掂量,回答也尽可能模糊。他常用“敏感话题”指代他不能直说的内容,在我的追问下,他才提到,吐槽学校、老师或大机构,比如“某个企业”,都算敏感话题。他觉得像“胖猫事件”这样的新闻就很敏感,因为涉及“男女对立”。
    在刘恒看来,大学生的私生活也要足够干净。另一位刚保研上岸的学生告诉我,最近一年,她都不敢发朋友圈,还把吹风机寄回了家,隔一天去外面理发店洗一次头,就怕被举报使用违规电器。拿到保研名额后,她放弃了今年所有的奖学金申请。即便如此,到了公示期间,她还是梦到被举报了,理由是骑电动车没戴头盔。“翘课是最容易掌握证据,也是最容易被举报的。”刘恒说,反而学术造假很难被举报。他解释,保研里有不少“暗箱操作”,竞赛、论文、专利都可以花钱挂名。在他们学校,曾有数学专业的学生,申请了一个软件专利,发了一篇算法论文。同学都看出了不对劲,但拿不到交易记录。
    刘恒就这样度过了大学的前三年,并如愿上岸。我问他,这样的状态,不就丧失了很多交朋友的机会?“人和人聊得来的可能性很小,聊不来的可能性很大。”他说,“我会去扼杀一些不确定性。这样带来的好处还要多一些,最起码不会带来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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