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暑假一级会员采访

[徐梓菡]

讲坛走过35年，来来往往许多学子。不少人离开之后，依然与这片空间保持联结。他们或成为助教反哺讲坛、或作为会员家长陪伴新生、或远在异国他乡，默默支持着讲坛的发展。我们发起这次访谈，正是想探寻：讲坛给予人的力量，能否穿越漫长时光，长久留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借着这个机会，我有幸采访到了讲坛的往届会员陈天天学姐。
2007年6月学姐中考结束，当时樊老师是她初三的班主任。经过同学介绍，她和班里十余名同学共同加入了讲坛。那时的人文课称其为“讲座”还不恰当，大家挤在樊老师的书房里，围在圆桌前畅所欲言，更像是“研讨会”。小小的空间承载了师生对读书交流的纯粹热爱，书声琅琅、思考不断，一颗名为人文的种子埋进了每一位学子的心底。樊老师的人文课不同于应试教育以做题为导向的语文课堂，在人文课上原文的精读不可或缺——这里没有对于答题模板的死记硬背，只有主观思维碰撞的火花。通过社会背景、人物生活状态的知识补充，帮助学生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与创造技巧。离开讲坛很多年后，当初学习的知识学姐已经不太记得了，但在讲坛锻炼的精读原文、自主思考的能力可以受益终生。在信息蚕食化的当代，这样的能力显得愈发重要：短视频可以十分钟讲解一本名著，却让你失去了自主发现书中细节的趣味；AI可以快速生成你需要的知识，却不会告诉你它们的真实性；大数据算法让每一条推送都充满诱惑，让你沉溺其中接受投喂，沦为不会思考的接收机器。学姐在讲坛的那段时间正是《南方周末》繁盛的时代，也是在讲坛她养成了读报的习惯。阅读报纸上议论性的文章，不仅是锻炼深度思考的能力，还能培养关注时事的兴趣。哪怕是高三，放学后学姐也会留出时间看看报纸，将重要的内容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并在一旁写上所思所想，形成自己的剪报本。一直到现在，学姐都保留着这本本子以及在讲坛学习的笔记本，这是在讲坛留下的最珍贵的印记。
回忆起在讲坛的这些年，学姐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文革的人文课。历史书上对文革的记载一笔带过，只说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却对当时人们受到的暴虐、拷打闭口不谈。樊老师通过大量的图片、当时的报纸、口述资料，将那个惨痛不堪、鲜血淋漓的年代剖开展现在学生眼前，他们不约而同受到巨大的震撼。正因这次人文课的引路，多年后学姐在完成大学社会心理学的作业时选择了研究红卫兵的社会心理这一项目。在人文课上接触到的知识内容，成为了日后深入探索学习的契机。
不局限于人文课的知识引领，在学姐的人生选择上樊老师同样给予了指导。高考后学姐对大学的选择十分纠结，在樊老师的鼓励下她决定先在北大读两年，然后转学到美国。这一抉择，彻底拓宽了她的人生格局，也完美诠释了人文行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
对于现在还在讲坛学习的学弟学妹，学姐希望大家在繁重的学业压力下能坚持下来，继续人文学习。它虽然不能与考试成绩直接关联，但是能成为照亮每一位求学者的光，在学习的道路上同行。一代人来了，一代人走远，但共读的书、听过的课堂、人文的熏陶不会消散。讲坛三十五年，正是无数这样的故事，汇聚成长久的微光，让人文的回响岁岁绵延、生生不息。

[李心皓]

张如钰学长采访 李心皓
1.请问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行走是那次？
1.我今年已经40多岁了，跟着讲台很多年，很难说哪件事情印象最深刻。但是每年的中秋时候是一串记忆，是我对讲台印象的一串灯珠。

2.请问你影响最深刻的一次行走是哪次？
2.每次行走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无法横向比较哪次收获更多，而且收获是多方面的。有时候回忆，对比都会有新的收获。一定要选，可能是新疆那次吧，时间比较特殊，有些别致的体验。另外认识了很多朋友。

3.请问在讲坛对你帮助最大的学生或老师是谁？
3.讲台带给我的是一群人，而不是某个人。帮助最大的一定是樊老师[呲牙]

4.请问最后一次回到讲坛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感触？
4.最近一次是中秋诗会吧，回家的感觉

5.请问你对于现代义务教育有什么看法？
5.义务教育对比我自己接受教育的时候有与时俱进的地方，也有矫枉过正的地方。符合现在中国成长的需要，但不一定适合个人成长。需要学会适应和自己保留一些坚持。

6.请问樊老师当年的教育对你有什么影响？
6.不局限于书本，不局限于答题。

7.请问你认为AI会不会吞噬人们的思想？另外你在平时生活中有没有使用AI，在使用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7.我觉得AI是工具。不会吞噬人类的思想，有些人可以善于利用工具 ，有些人会被AI滋养出惰性。当百度用，比如哪个看电影的主角忘记是谁了，找起来很方便，另外AI配图很好用。

[过铭辰]

采访完杨琳学姐之后，心里感触颇深。一方面感慨在某些方面樊老师做的确实非常成功——他成功地把一种理念从35年前带到了现在，并且几乎是仍旧保持纯粹的；另一方面也的确感受到了目前讲坛正在面临一些挑战，我们所希望的和我们所面临的正在变得割裂，这种感觉在这次暑假变得尤为明显，无论是大型行走所看到的还是这次中秋诗会组织的大大小小节目活动，人文精神缺失这件事的的确确逐渐显著到了我甚至无法像几年前一样自欺欺人告诉自己这不过是片面的。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做什么无病之呻吟或是发些牢骚之类的，只是讲坛似乎再也不能是以前的讲坛了。
采访的时候了解到了以前樊老师的上课方式，杨琳学姐说她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她有一次和赵鹏学长一起跟着樊老师顺路回家，她说当时跟着樊老师在路灯下走，突然就有了种被照亮的感觉。我想，现在的我们已经很难有这种氛围和心思去想着原来有一天我和老师的见面能是在课堂之外，一种随意的悠闲的生活情境下发生的，学生和老师在空间上的隔阂消失了，不再隔着一方讲台，或是一方坐着一方站着。双方心中是近乎平等的交流的。还记得方萱沂在25年诗会作文里提到说“之前我总觉得我们一代代之间是断层的，我们与我们下几届的同学的联系不如我们与婕菲妈咪那一届一样紧密，我也没有像婕菲妈咪一样去传递些什么”，讲坛正在变化，无论我们如何去看待。
最后我问到了这么多年过去杨琳学姐有没有对人文有新的体悟，这个问题是我临时加的，原因在于当时采访的时候不知怎么想到了云南第二段学生行走时候发生的一段并不算成功的采访，当时在兴城古城的街上发现了一家很特别的书店，书店里摆了很多老板到处旅游的痕迹，同行的姜子麒便也对这位老板产生了兴趣，但是老板似乎对采访有些抵触，两人便有了些争执，当时那个老板说了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就是“我已经走在你前面了，我不可能说回头看再去给你建议，人是向前的”。于是便想问一下相同的问题，看看杨琳学姐的反应如何？和我想的不同的是，杨琳学姐既没有给我完整的建议，也没有完全拒绝，只是告诉我关于这一点她仍在学习。其实更隐含的一层意思是，这次采访中她所说的那些事情，她的评价本身便也就蕴含了对此的体悟。

下附采访问题和采访稿（整理），由于在问一些问题的时候学姐的回答可能也把后面的问题回答了，故不对问题和回答进行一一对应：

1. 是在什么契机下，接触到樊阳老师的人文公益讲坛的？第一次走进线下的讲坛教室，第一感觉是什么？
2. 在您作为会员的这段时间里，有没有哪一期的主题、哪一段和大家一起走的人文行走，直到现在想起来还特别清晰？
3. 当年讲坛的教导，是怎么实实在在影响到您的？有没有哪件您跟着一起做的小事，后来改变了您？
4. 回头看讲坛的经历，对您的专业选择、职业方向，甚至看待世界的方式，有什么潜移默化的影响？
5. 这么多年过去，您和当年讲坛认识的伙伴、甚至和樊阳老师，还保持着联系吗？这种跨越学生时代的联结，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6. 现在还有很多刚加入讲坛的学弟学妹，有的是第一次来，有的还在疑惑“人文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作为走过这段路的学姐，您最想对他们说的一句真心话是什么？
   7.您觉得在ai时代，讲坛有没有什么更为重要且不可替代的意义？
   8.在您生活中，讲坛对您有没有什么精神支撑类的作用？
   9.有没有一个时刻让您对“人文”突然有了新的理解？
   10.最后，能不能给今年已经走到第35年的樊阳人文公益讲坛，送一句祝福？
   当年我并非樊阳老师语文课上的学生，而是通过好友赵鹏同学的推荐，有幸加入了樊老师的“语文小组”。中学时期的我性格较为内向，但在同学的鼓励下，我还是大胆地去旁听了。
   当时的课堂体验非常新奇。与传统语文课老师主讲、学生举手发言的模式不同，樊老师的课堂鼓励学生多讲、多分享个人感受。樊老师讲授的内容和方式也前所未有，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门课。上课时，我恨不得把老师讲的每一个字都听进去，生怕错过任何细节。
   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某次讲坛结束后，我和赵鹏陪樊老师从彩虹中学走回家。樊老师边走边讲，当时天色已晚，路灯亮起，那一刻我内心仿佛被点亮，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仿佛内心深处某个地方被彻底打开了。这种体验让我对人文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让我开始系统性地接触名著，而不仅仅是课本上的片段。
   樊老师不仅传授知识，更以他忘我的敬业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当时他既要担任班主任，又要承担繁重的语文教学和备课工作，为了组织活动或备课，常常顾不上吃晚饭。他把教育事业和人文讲坛当作一项真正的事业来对待，这种忘我的牺牲精神深深触动了我。
   除了知识素养的提升，樊老师对我的人生观、事业观和工作态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外语及欧洲语言文化类专业，并在工作和学习中保持了努力与忘我的态度，这都得益于当年樊老师种下的种子。无论是在川外求学，还是后来在南开大学建专业，我都将“付出”视为一种习惯。能走到今天，樊老师无论是在学识还是做人方面，都是我极好的榜样。
   在众多讲座中，樊老师讲授但丁《神曲》的那次令我印象尤为深刻。因为我后来学习了意大利语言文学，这似乎与当年的课程有着冥冥之中的缘分。
   在行走中，1993年5月我们第一次骑车去西安的经历让我记忆犹新。虽然我体力不佳，走在队伍后面，但老师和同学们给了我很多照顾。在乐游园和青龙寺，樊老师结合历史典故进行现场讲解，这种边走边学的模式让我大开眼界。为了这次采访，我还特意找出了三十周年纪念册，里面就珍藏着我们那次行走的照片。
   虽然毕业后大家联系不算频繁，但因为樊老师的凝聚，我们依然保持着跨越学生时代的连接。我与樊老师本人联系最为密切，2024年4月他来天津时，我们还一起进行了城市行走。即使我在天津生活了近十年，许多值得看的地方依然是跟着樊老师发掘的。他的人文素养和情怀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此外，樊老师还跟我去了南开大学的迦陵学社。叶先生逝世时，我先生写了一首长诗，樊老师也在讲坛公众号上首发并组织大家共读。这种密切的互动，让我深感温暖。
   对于新加入的学弟学妹，我想说：在AI时代，人文素养显得尤为重要。越是强调机器和技术的时代，越要保留人的本心。正如樊老师所言，“以人文得自由”，AI只是工具，我们应当通过阅读经典、实地行走和面对面交流，培养自己的判断力和思想，做自己思想的主人，而不是成为AI的奴隶。
   外语学习也是如此。尽管翻译工具日益强大，但越是思想性、文学性高的文本，越需要人的文采与情怀。在口语交流中，人与人之间的眼神、语调、手势等心灵的碰撞，是任何机器都无法替代的。缺乏这种真实交流的线上教学或依赖翻译器的对话，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因此，无论是人文还是外语学习，在当下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博期间，面对专业的Seminar（研讨班）课程，我适应得非常快，因为中学时樊老师的语文小组早已让我领略了这种讨论式教学的魅力。我曾激动地写信与樊老师分享我的感悟。
   在职业选择上，尽管我也经历过其他工作，但内心深处始终向往在高校从事语言与文化教学，这种内心的安定感同样源于樊老师的潜移默化。在海外求学和工作中，无论通过信件还是微信，樊老师始终像亲人一样给予我关怀与指导。每次见到他，都能感受到他充满热情的能量。
   关于“对人文是否有新的顿悟”，我认为人文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虽然我目前还在探索中，还有很多宏观问题需要静下心来思考，但樊老师的文字和言行始终给我启发。触动心灵的话题，需要我们一生去持续思考。
   今年是人文讲坛35周年，我祝福越来越多的学生能大胆参与到讲坛的学习与行走中，收获意想不到的精彩。祝愿樊老师的人文讲坛越办越成功，也祝樊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健康快乐地继续行走。最后，也请代我向樊老师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姜子麒]

两座城市之间——采访吴鼎闻记

马可在一座城里，看见某人在广场上所过的一生或一个瞬间，而这一生或一瞬也许就是他自己的———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在上海的北方，梅雨季的雨天里，我见了吴学长。落座时候，他比我想象地更干练，从杳远的来自纽约的印象成了工作在杨浦与虹口间的建筑师，远的不仅仅是地理方位，同样我们间隔着十余年的年龄差，这里边有讲坛的变迁，以及和青少年时期愈发疏离的记忆。这场对话开头就锚定了要有关人文，可是就我自己来说，我也不知道最后我们会把人文定作怎么样的范畴
如今在上海，他是一个城市的建设者，他参与构筑杨浦滨江的公共空间，重新驱动锈蚀的地带生长。在纽约的时候，藤校背景带给他一份在建筑行业不错的薪水，充满纽约味的业余生活，那是在建筑行业，或者说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工业，创意被权威所绑定，对于建筑的构建被拆解为小块，人于是成为了工具，建筑被钢筋和水泥构建的同时，人被经济价值和行业秩序构建。他很直白地告诉我：“我其实本质上从事这个行业是想要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意味着我想要从事这个工作的方方面面，就从前期的策划开始到具体的设计创意，到之后设计要落地，你要做哪些具体的图纸，然后现场的施工，就这一整栋楼，我怎么参与” 相对来说，仍在建设的上海能够给他带来更多的机会，同时，这已是一座质地让他熟悉，生活过的，同时也是眷恋的城市。纽约带给他的感受除了篮球队、博物馆以及百老汇之外，那些文化隔阂，开放融合以及机会争取是让他感受到异样的、无法进入的，尽管他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很久。
谈及城市，我们提到了行走，他告诉我他在文庙的行走，这也是我的第一次行走，我记得疫情过后，水泥封门，一片肃杀，文庙门头的锁丁零当啷地挂着，我们就沿边上的马路逐步深入老城……他的文庙则更甚，下雪的文庙。除去他参加的讲坛行走外，他告诉我，这成为了一种他个人的契机，引领他后续的选择，比如加入复旦附中的行走……如今再次提起那次行走，他仍记得酒楼边醉蟹的香味，下雪的感受，这都成为了经历的一部分，是对于上海的体验，是对于家乡的留恋。
“其实你在一个相同的环境里，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差异，只有出了国，才能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
“离开家之后才会有家乡的观念。”
“对”
这样一种有讲坛带来的，关乎城市建筑的、规划的、历史的、文化的以至于气味的感受形成了有关于城市的质地，这是一种私人的经验，而只有离开之后，它才能够引发体验。毫无疑问，吴学长如今做的就是回到这片土地，为上海生成或延续属于城市的质地。毫无疑问，这是人文，我当即就意识到，是在城市里的。
对于家乡观念的形成在离开上海之后，对于讲坛的观念在离开讲坛的近二十年间不断发酵。这成为了他指出的，一种自由的思想，对于讲坛里观念的认同和反驳，最终内化成了一种反思能力。“我觉得当理想被实施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事，成为各种各样的麻烦，他会被逐步消解“ 我同意他的观点，凭什么追逐理想会优于维生的选择呢？在这种脱离道德评判的选择当中，或者说甚至有些虚无的境况，他仍选择了成为一个建筑师，达成自己的理想，他坦白的讲，这个选择和讲坛脱不了干系，甚至这是樊老师个人的理想主义所带来的影响。
由此，他做出了他的选择，放弃了曼哈顿的高薪和充裕的文化生活，转投入上海，这样一座青涩建构中的城市，上海所需要拾起的不仅仅是张爱玲，也是一种完整的文化质地，无疑，建筑是一种选择方式。
对于出身讲坛的吴学长来说，他完全认同且尊重那些转投别的行业的同事们，“”我不会去做价值判断哪种选择更优秀“但是他有自己决绝的选择，他身上人文的影子，除了城市、理想、独立之外，还有一种自由，一种在这样的时代仍然不被裹挟着，仍然追求理想的自由。

[张轩齐]

采访对象：张霁强学长
1995年加入樊老师的语文学习小组

从您给的文章来看，您当时的文科应该是非常厉害，但为什么后来去向理科方面发展了呢？

首先是因为高考考到了理工科，然后在上大学的时候试图写了一些文章，但是越写自己越觉得不满意，因为觉得文笔到一定程度后一切都是在炫技，就是有点回归到那种大道至简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写的那些一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没有必要再写那么多，就有种炫技的感觉，所以后来反而就越写越觉得没意思，然后就不写了，再后来不是因为出国了吗，也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去写东西，因为不管是生活方面还是学业压力上都比较大，所以后来就基本上把这个中文的写作，好像基本上不太写了。
在当今这个理科方面非常强的时代，您认为你有哪些人文方面的印记呢？就比如可能会关注一些地区背后的故事，有独特的个人见解。

在我看来，理工科只是一种工具，而人文和这种文科的东西是一种思维方式，理工科更多的是培养我们的逻辑推理能力，但是人文方面更多的是一种思考与生活的方式，就比如我们现在各种AI发展的非常快的时代，但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的本色应该是保留在我们的内心中的，就是说不应该丢弃这些东西，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牛马，你不是一个牛马，不管是谁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独特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内在的东西，但是有些人愣把自己活成了牛马，这就不能怪别人了，这在我看来就是缺乏一种人文的内涵，或者是一些文科的，不管是浪漫的情怀也好，或者是另外一种的思考方式也好。

您认为您在参加语文学习小组的学习经历对您的学生时代和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

在学生时代，在我看来好像影响就是学业方面啊，不是特别的大，因为我参加学习小组的时候确实对这方面有兴趣，因为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文科，所以当时参加这个纯粹是出于兴趣，另外呢如果说对于当时有什么影响呢，就像我文章里写的，就是把学科之间打通的通识教育，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种非常震撼，难得的一种思考方式，因为作为一个初中生来说，当时我觉得中文就是中文，每个学科之间是不相通的，都是独立的，但自从加入语文学习小组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通的，所有东西都是可以互通的。对于生活以后来的学业来说，可能影响的更多一点，就是说后来更多的是一种思考方式以及这种全局的观念，这种观念可以用在很多层面，不是只用于学习的层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可以有更多的质疑的能力，很多东西不能只看表面，我们应该自己主动的去发掘一些东西，而不是说只是去被动的接受一些东西，这个我认为是对我后来的生活工作以及学习方式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在我中学的时候就是老师在教学生在学，但是当时在听了语文小组的讲座之后，一方面是打通了这种学科间互通的观念，在打通这种通融观念后，就会发现，很多老师教的东西有，可能老师是很清楚的，但是为了简化教学，就是为了方便简单的去了解，他们可能会把一些东西，不是故意教错，而是说就是简化了。那么简化了之后就有可能在各方面产生一些误解。比如说就像我来说，我可能会理解成错误的一种东西，虽然结论是正确的，但是过程是错的，后来我发现这样做不是完全必要的，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从一开始就从根上把这些东西弄清楚，虽然说可能刚开始理解的有点困难，但是可以从周边把这些问题消除，就举个例子吧，比如盖一栋房子，如果你看到的窗户是窗户，门是门，那你永远看到的只是窗户是窗户门是门，那在理解的时候，你瓦匠可能对你说，现在要装这个门尺寸是多少，但是这个门不需要承重，但是其实门的上面是有一个梁的，这个梁是要承重的，但是他为了让你更清楚，更简单的了解，不用废那么多话，直接简单的告诉你，这东西不需要承重，你直接把它买过来，我把它安上就OK了。但是如果在你把整个房子看完之后，就会注意到门上面有个梁，那么再去买门的时候就会要考虑到一些别的东西，他可能没有考虑到，但是我考虑到。所以这样，在刚开始我去买这个门的时候，是要多考虑一些东西的，但是对于一些有余力的人来说，这样可能反而是一种好处，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鼓励，他们能更早或者说更快的去掌握一些东西。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去对一些东西产生质疑，就是说要有存疑精神。我们学习的东西不是说老师说课本说或者谁说就是对的，而是由主观能动性自己去探索理解发现，去考虑这些东西是不是对的，因为他也不一定是对的，你即使是一些已经有下定论的东西。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考古，我们很多的历史书，包括历史课本，历史册，现在史学界所公认的一些东西，可能是一个定论，但随着现代的考古的发掘，可能这个定论100%会被推翻，可能我们之前的所有理解解释都是与原来背道而驰的，都是错误的，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发生过了。打个比方，当年马王堆挖出来的有那个老子的文章，同时后面到了楚简汉墓，当时有一个楚简被发掘出来，比老子这本书有一个更早的版本，会发现其中的很多字句和马王堆挖出来那本有很多的缺漏，因为更早的肯定是更接近于当时的写作年代，史料价值更高，误传的可能性也就更小，而时代传的越久，误传的可能性越高， 有可能是作者的笔误，也有可能是以讹传讹，那种人传人的结果，因为毕竟当时录入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少，大多数的还是口口相传。那么就再看了楚简汉墓后，就会发现有些东西理解是完全相反的，就是即使有些东西他已经成了定论，但他依然有可能是错误的。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参加语文小组这个让我会希望用一种更加全面更高层的角度去理解看待事物，看完之后呢，会有一种存疑精神，产生疑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这个？现在看到的资料是不是正确的？自己会去想挖掘一下，比如我会去查询一些资料，这种东西到底是否是对的？或者他为什么是对的？他不对，为什么可能不对？

我注意到您在文章中提到您一直在坚持读书，在读书习惯上有没有什么延续读书小组的习惯呢？

我其实看书的时候不是特别延续读书小组的习惯，因为我刚才说了我参加这个读书小组的时候，我对这个东西已经很感兴趣了，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我当时的阅读量已经很高，就是他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然后之后呢，由于这个语文小组加强加持，这个习惯到现在还保留下来。就举个例子吧，当时从小就是看三国，就是看这些古典小说，那时候我才初中，就我初中的时候最少也看三国看了四五遍了。等到我大学的时候，我应该把三国看了不下10遍，各种版本都看过，至于读书的偏好，我没有什么太多的偏好，文史哲小说，就是有什么就看什么。像现在我在国外嘛，中文书比较少基本上都是找别人带的，或者说是我自己带过来的，这边买很难买到自己想要的书，或者就是寄过来，但寄过来等的时间太长了，而且没法第一时间拿到书。所以现在也在看一些外文书，现在比如在看中国思想史，编号我有时候也有，但是我会要求自己不要按照这个偏好去做，后来也证明我这个判断是对的，就像现在年轻人刷小红书啊等等的之类，就容易产生信息茧房，就是你爱看什么，他就越给你推什么，越给你推什么就会加强你对这个事物的理解，然后你又再去看，又再去看他继续给你推，就不断的互相加强，这就会形成一种信息茧房，但我现在读书是一种主动读书，所以不太会产生这种情况，但是我还是希望我的阅读是多样的，这样我起码会主观的去避免这种信息茧房。这也就是反过来映照我所说的对各种事物都要有存疑精神，就像正方他说的OK，但反方说的也不一定全是错的，应该两方面都去看一看，然后自己进行自己的推理和判断。打个比方，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戊戌变法的一个人，在有一些注释和论述里面，康有为就被描述成一个沽名钓誉的人，绝大多数工作是梁启超做的，但康有为却排在梁启超前面，被不停的广为传颂，甚至有很多人说他的学术观点是从西方直接借鉴过去的，抄过去了，然后加一些儒家的东西。如果你去看他的一些文章和一些住宿，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一小部分人对康有为的看法是很负面的，还有说他后来的公车上书是为了他增加名誉而自己标榜上去的，这些史实无法去证明，而另一部分人认为他当时的观念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相当有帮助的，是一个领军人物。这就是完全两种的看法，至于哪部分人是正确的，更有道理就得靠读者自己进行判断了，不能说我就只等着答案。

在当下这个理科越来越强，文科好像被边缘化的时代中，您对您的孩子有些什么教育理念呢？会如何培养他们呢？
现在不是AI很强的全世界都在搞这个，但我认为随着AI的逐渐强大，最先被替代的可能是理工科，因为理工科注重的是技术类的东西，而技术类是可以通过训练出来的，而反而人文的东西，作为一个人的判断审美，反而更加难以被替代。就像如果以后AI发展了，发展的非常强势，理工科可能刚开始会非常吃香，因为刚发展起来嘛，人们需要技术来让AI完全发展，而一旦AI发展起来之后，人类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谁也不知道，那更不要说理科之间的差别，因为说不定在未来整个人类的社会模式都可能发生改变。所以我也会经常的询问自己：以后我的孩子，我的后代，我应该鼓励他们往哪个方面学习，因为现在看来所有东西都是处于一种很模糊的状态，AI是否能完全替代人类？在我看来，如果AI发展特别好的话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能替代，那么这整个就不是一个学科的问题了，这是整个社会学或者说是人类学的问题了，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行方式或者组成方式都会完全不同，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以后可能碳基生命都没有了，以后可能都是硅基生命。而且我对我的孩子的要求是，首先他得是一个人，下来才是谈别的东西。我对我孩子的要求就是中文，必须得学，然后英语必须得学，法语不用专门去学，因为他们就生活在法国，学校里面教就用法语，然后数学你可以学的不好，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我完全可以帮你解答。然后就比如现在嘛，现在是他们暑假，我要求他们每天学习不用多，除了每天的正常学习，或者正常的娱乐以外，每天多学三个汉字，三个英语单词，然后每天至少读半个小时的书。然后没事的时候，包括出去玩或者玩游戏的时候，至少要有一定时间去阅读纸质书，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我不管你看的什么书，但这些东西很重要，除了漫画以外，因为他们这个年纪小孩就爱看漫画，我说漫画你们也可以看，有的漫画也挺好，但是你们不应该只看漫画，应该看一些别的书，不管是中文，英文，法语。我现在鼓励他们做的，我感觉有点像他们学校所鼓励的，就是你完全抓不住学校老师鼓励你阅读的方向，完全抓不到，就是什么都有可能，所以就是说把你的阅读多元化。

[单馨语]

讲坛成立35周年 老会员采访

受访人：仇子荃学姐（99届）
采访人：单馨语
采访时间：2026年8月21日
采访方式：线上文字、语音采访
备注：部分采访由语音采访的方式进行，涉及语气词，为使文章阅读更加通畅，我就着尽量不破坏语言原意、保留采访真实性的原则对部分语言进行了调整润色。
备注（？）：之前做采访的次数也比较少，经验积累得不够多，实际上聊起来比较容易聊跑题，准备的一些问题没能用上，稍微有点可惜。不过也收集到了很有价值的回答与感想，还是很感谢学姐的。

一、过去与讲坛的故事

Q1:您为何选择加入人文讲坛？您觉得讲坛最吸引您的是哪点？
A1:我们当时应该没有“选择”这样一个说法。我们是樊老师来到上海执教教的第一届，当时讲坛还是雏形状态，可以说是樊老师在上海的首次试水。樊老师应该也带有更多的指定意味，叫了一些同学去参加讲坛。那个时候“讲坛”应该也还不叫“讲坛”，最早的时候的概念是像一个文学讲座，有点课外兴趣班的那种感觉。最开始去参与讲坛活动的初衷，也是想了解更多文学方面的知识。后来我参加了多次的讲座，包括当时的一些简单的行走，后续加入的时文、当下热点事件的讨论等活动。那时的行走形式类似于现在的，有一次，樊老师带我们去外滩的万国建筑，一边参观，一边讲授历史、建筑（比如建筑类型、建筑特点）相关的知识。慢慢地，我觉得在相对比较应试的一个环境当中，讲坛可以让我有打开眼界，让思想更开放，或是慢慢锻炼我独立思考能力的机会。感觉还挺有意思的，也就坚持了下来。

Q2:您对那个时候的讲坛的印象（整体气氛，课堂风格，交流沟通等方面都可以）是什么呢？
A2:一开始有点像校内课堂的延续。所谓“校内课堂的延续”，主要不是内容上的，不是补课，而是教授知识的方式有点像。主要是樊老师在讲。同学们之间讨论的比例不像现在这么多。不过后来慢慢加入了时文讨论，名著读后感交流和行走的雏形等，整个氛围还是挺自由的。当时也还没有助教，只有樊老师一个人带，所以规模也不像现在那么大。我记得学生加在一起也只有十几个吧。而且那时获取信息的渠道也不是很多，只能靠口口相传，一般都是朋友带朋友，同学带同学来参与的。现在也是自媒体发达了，有了公众号，更便于传播，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了，也会转发招新的简章。

二、当今与讲坛的联系

Q3:您在讲坛有没有意外的收获?(这个问题本应放在板块一，但是学姐更的回答更偏向于描述讲坛带来的长远影响，考虑到长远影响可以归于讲坛在生活中留下的印记，所以放到了这个板块）
A3:我觉得讲坛对我比较大的影响在于在意识里埋下了一系列种子，比如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的能力，终身学习的理念、人文关怀的视角等，还有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做到不功利，将眼光放长远。而且，讲坛带来的不单单是知识的传递，更是思维方式、角度。虽然在当时并不一定能感受到那么多，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真的，你就觉得这些种子最终发芽、成长了。这种影响都是潜移默化的，并不一定马上就能显现。

Q4:您如何保持与讲坛长久的联系，当下生活中，您觉得还有哪一些讲坛留下的元素呢？
A4:就像我前面说的，讲坛在初中时期埋下的种子，真正发芽成长是在成年后。它对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产生影响，才有了现在的我。所以说，其实不用刻意地保持联系，可以说，它现在就是我的一部分。还有，就是人文精神。精神层面的东西是不经意间发生且深远的。

三、未来与讲坛的交集

Q5:您如何理解讲坛所强调的“人文精神”一词，现在的讲坛学生又该怎样将“人文精神”延续下去呢？
A5:我的理解，就是人文关怀，以人为本，关注“人”本身。这就包括对于人性的了解和理解。这个可以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一个地方的指示牌，大到一个国家的政策。如何延续下去，首先就是要深刻地理解这个概念，真正地理解了，你才有可能认同它，并且建立这样的理念。一旦有了这个理念，自然就会体现在你的行为模式中。

学姐寄语：希望你（们）享受在讲坛的日子，现在这样的“组织”不多了。

四、结语

时光荏苒，一晃眼，讲坛已经走过了35周年。通过对学姐的采访，我们看到了讲坛一路走来讲坛发生的变化，也看到了这么多年来不变的传统与精神。如学姐所说，讲坛的活动就像是在“埋种子”，而人文精神将浸润它们，让它们在一代又一代讲坛学子的内心生根发芽，在效率至上的环境中为学子留下一处容许人驻足思考的树荫，伴随学子继续阅读古今中外、行走山川湖海。

[吴青禾]

樊阳人文公益讲坛2026年暑假一级会员采访汇报
吴青禾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次采访，我认为是成长时的“有用”与“无用”。成长像是一种有标准答案模板的词汇：学到了什么、能力提高了多少、最后去了哪里。这些概念通常需要有用的知识，能力和经验支撑，可讲坛数十年里真正有意思的，恰恰不是这些可以被概括成“有用”的东西。对于我来说，从讲坛学习的东西对我的课程作业和宿舍环境毫无帮助，但在日常生活中，即使平时意识不到，也会在某个场景前突然想起，原来这个我见过，我想过。这次采访的傅亦婷学姐就与我有同样的感受。她从学生时期进入讲坛，大学期间成为助教，在美留学，最后回国工作。身份在变化，生活的环境也在变化，但讲坛并没有停留在她的学生时代。它一方面成为了她记忆里很具体的一段经历，另一方面又以隐蔽的方式进入了她数十年间的学习和生活中。
一、看似“无用”反而“有用”
采访最初，我问她在讲坛印象最深的经历。傅学姐提到两部分：魏晋南北朝，以及庄子。她对魏晋南北朝中的人物产生很深的共鸣，而庄子则让她一直记得一个问题：什么是“无用”？
有意思的是，学生时代真正让人记住的东西往往都不是最“有用”的东西。如果从应试教育的逻辑来看，知识最好能马上找到用途，如历史知识需要帮助做题，写作素材需要出现在作文，公式需要被套用解决题目。可讲坛里的很多东西，恰恰不这么急着证明自己“有用”。读魏晋人物，想庄子的“无用之用”，和考试成绩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链，却在她的脑海里慢慢沉下来。傅学姐提到，语文学习很注重积累，可平时立刻记下的词句积累不一定能用，反而是讲坛里读过的文本，听过的讲座和行走中的见闻会突然发挥作用。起初只是因为印象深刻而记下的话比课堂上对着金句选集死记硬背更有效，这些东西慢慢变成所谓“底蕴”，即“有用”的东西，也慢慢成为她生活中可以参考的箴言。
二、对分数不用不代表对人无用
“不要陷入优绩主义”可能是讲坛对她价值观影响最直接的一句话。她在初三一模考砸，想要放弃参与讲坛活动，樊老师却主动来联系她，劝她不要把自己困在单一的成绩评价里。要更多地参加一些与分数没有直接关系的活动，以此摆脱对于“分数就是全部”的恐惧。并不只有樊老师本人强调这点，其实在讲坛与同学的相处中，优绩主义自然就被弱化了——当一个人身边有一群人，在讨论文学、历史、社会问题，讨论其他参考价值，而不是会带来成绩提升的主题时，“成绩是唯一标准”这件事本身就会开始显得有些可疑。
这让我想到，社会经常说现在的学生“太卷”，究竟是什么让他们越来越卷？傅学姐认为，答案其实比单纯的“家长焦虑”复杂得多。一个初一的孩子，如果因为期末考试成绩不好，被迫退出讲坛，对家长来说，或许“我要不要让孩子参加一个兴趣活动”这个问题已经失去价值，只剩“在有限的时间里，到底什么事情最值得做”。而这个选择又不属于父母：就业市场压力会向家庭传导，家庭收入出现无法给孩子托底的预警，压力就会进一步传导到学生身上；学生努力，平均学历不断膨胀，也会让人觉得原本已经很好的成绩似乎还不够好，一个死循环就出现了。
我又想到：如果社会本身没有那么强的竞争和生存压力，一个人会不会允许自己去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情？傅学姐回答：只有社会整体真正繁荣起来，这种僵局才可能慢慢被打破。这个回答在意料之中，但到底怎么实现这个目标，我和学姐都没有头绪。它把看似个人的教育问题推到了社会结构上，但也只有学生努力，父母考虑现实，社会才有往前走的可能。如果所有人都只能为了“不能掉队”“社会发展”而行动，那么教育最后会不会越来越难容纳那些没有办法被立刻证明有价值的东西？
也许讲坛重要性之一就在这里，它在现实压力之外，尽可能替学生们保留可以倾听“无用”的空间，让学生能够在努力追赶社会要求的同时获得其他方面的积累，同时警醒自己不要在社会优绩主义的漩涡中陷入更深。
三、真正到了国外，才意识到讲坛提供的“无用”是什么
采访中另一让我很感兴趣的部分，是她美国留学之后，对中美教育体系差异的观察。她认为，国内学生整体的基础素质较高，基础知识、尤其是应试和系统训练方面，往往更扎实；但国内课堂的氛围相对沉闷，师生间的即时互动比较少。美国的情况则有点反过来：普通学生的基础未必像国内学生那么扎实，但和老师的互动非常频繁，敢于随时提问，打断，学生不只会问教授这道题怎么做，还会问教授去哪里玩，假期体验如何。
为什么基础训练和课堂活跃度似乎很难同时存在？难道必须先牺牲“自由”，才能获得扎实的训练吗？一旦课堂强调标准答案，就会不可避免地降低学生提问的意愿？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强调自由表达，鼓励学生讨论，基础不扎实的问题会不会产生深远影响？现实似乎没有那么容易，我在高中教学大纲中看到了向欧美教育模仿，对其的探索，看到人口基数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同质化教育，基础和活跃同时存在似乎需要在遥远将来才能存在。但讲坛本身提供了很有意思的中间态：它有阅读、预习、复习、有系统性的知识输入，但允许学生花大量时间去讨论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它有阅读、有预习、有材料、有系统性的知识输入，同时又允许人去讨论那些并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应试课堂，也不是完全放任式的自由讨论。也许真正好的教育就应如同讲坛般同时容纳“有用”和“无用”。
四、当学生变成助教，才发现原来“听课”和“教课”根本不是一回事
傅学姐与其他讲坛毕业生不同的是，她先后做过学生和助教。于是我问她：在还是学生的时候，你眼中的助教是什么样的？真正当上助教之后，这个印象有没有改变？
学生时期，她眼里的助教也是听樊老师讲课的学生，只是“懂得更多，什么都知道，在某方面特别懂”，因此可以带领真正的学生上部分课程。可真正当上助教之后，她发现，助教并没有因此自动拥有更多的读书时间和更深的学习体验。当了助教之后，需要备课，需要准备自己的课程，比如带领阅读和时政分析；读书也不再完全是为了自己感兴趣，经常带有很明显的任务属性。与此相反，学生时期那种认真，完整地读一本书的体验才是珍贵的。由于助教的繁忙，同样的内容听过第二遍第三遍才能有所谓“更多的知识”，且更了解樊老师想要什么样的回答。这些优势甚至能被预习做得足够认真的学生追平，足以见得助教其实已经不再是学生了。傅学姐认为，这种身份转变主要体现在关注点。学生只需关注自己有没有听懂，记录，但助教需要关注学生有没有听懂同时，找出谁没有参与，老师在期待什么、自己是否该回应等。
我觉得精力的分配方式产生变化可能也是一种很典型的成长，这会让人注意到一件事物更详细层次的构成，从担任好自己这方面的职责到了解共需要几方面的参与，其他面都需要做什么。或许因为老师和家长占据了几乎所有的职责，且帮老师当助教也会挤占学习时间，这种“无用”的成长在学校中极难见得。
六、最难忘的是“和谁在一起”
因为疫情管控的原因，傅学姐只在助教期间参加过一次湘西讲坛行走。按照一般“活动总结”逻辑，我在期待她告诉我樊老师和其他老师讲解的历史文化，以及印象深刻的景点。但她最深的印象却是同学情谊。
讲坛的同学在可以一起玩的同时也有足够的素养，可以在学术上交流。学校中有学术素养，且爱好接近的同学十分稀少，讲坛却是一抓一大片。我对此十分认同，讲坛是最容易找到有相同方面爱好，了解的场所，且在讲坛中，每个人会因为参与的活动而相互有联系。我看过湘西行走汇报的ppt，找到过傅学姐曾经的反馈，其他人也能够看到我的反馈，演出的节目，因此成紧密的连接，互相见面时能很快熟悉。这样的联系似乎无法在考试，就业时起到帮助，但有一批稍微自我介绍就能熟识的人，可以随时分享自身见解与经历，就能在每日的重压中解脱出来，获得放松和提升自己的机会。傅学姐高中毕业后离开讲坛，两三年后因为地理距离变近，加上万总邀请，便回讲坛做了助教。虽然看起来十分简单随意，但大概并不是每一个回到讲坛的人都经过了非常正式且坚定的思考。对于讲坛的一份子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和未来，即使无所求也会因为高三结束被讲坛“毕业”，却始终与讲坛保持着关系。此次甘青行走的吴旭老师在去年观看完中秋诗会决定回来，樊老师最早的学生在美国安家后带女儿来重新以学生身份参加讲坛，这样始终存在的情谊或许就是讲坛另一能够给予参与者的宝物，也帮助将讲坛这种特殊的课堂继续维系。
七、送给讲坛学生的话？
采访最后，我问了很传统的问题：你有什么话想送给现在的讲坛学弟学妹？傅学姐说：不要太早放弃。
她认为讲坛的学习是一种能够让人终身受益的事情，樊老师的讲坛能够让人获得国内普通课堂里不会获得的东西。真正影响的并不只是某一场考试，甚至不只是某一个阶段的成绩，而是一个人的交朋友方式、思考习惯、做事方式，以及看待世界的方法。她非常佩服樊老师的付出，也希望讲坛的学弟学妹可以接住这样的付出。
她提到一位同届同学，身体不好，需要父母搀扶着来上课。但他说，讲坛给了他能够飞翔的翅膀。她希望把这句话送给现在的学弟学妹，希望讲坛也能带给他们这一届同样的翅膀。
我觉得这是整场采访里最适合用来结尾的一句话，也是最适合来解决“有用”“无用”的定义的话。翅膀不一定能让人更快地飞到目的地，却一定可以让人知道，自己还能往别的方向飞。

[王乾宇]

我采访的是张乐然学长，这是采访记录：

1. 从发过的公众号中，观察到你会称呼樊老师为“夫子”，这是因为什么原因？
   其实，我一开始称呼夫子，是因为我们的院长在很多的文章当中都会称范老师为夫子。那么，当时我会为了更加融入一点，我也开始就是称樊老师为夫子。然后，直到后来，我逐渐的开始对樊老师做的事情，以及自己的历史更加深入了解之后，我才逐渐地从一个只跟称呼夫子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变为了可能我从心底里面对樊老师有着这样的一个敬意。因此在用一些书面语的场合比如写反馈等，我为了表达敬意，就称呼他为夫子

2. 在讲坛期间，是否还有其它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其实有很多，因为在讲坛有很多能够区别于我在接受应试教育过程当中的一些事情会发生。比如说我之前过去的某些语文老师会在语文课上预设一些问题并预设一些答案。但是在读书小组当中，我第一次经历，不管我从里面读出了什么，老师都会说：“哎，你这个想法挺不错。你这个想法很好。”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吧，让我可以用我自己的角度解读这些书。
   还有，我第一次出去第一次出去行走，是以一种和我平时旅游非常不一样的眼光，去到某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逐渐地和这个地方熟起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事情吧。
   还有一件关于上课地点的事情，那个时候是在一间大教室里面上。但是有一段时间突然那个教室就不能用了，然后一级会员就集体到线下去老樊的家里面去上课。然后我记得我高二的时候，当时我身体脆得要命，就是又是腰椎问题，然后又是就是当时我还骨裂了，脚还骨裂了，所以就撑着那个支撑架，然后上6楼，上到老樊的家里面，然后去听课，觉得这个倒是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3. 在讲坛学习的经历对自己生活中有什么影响，比如学习或是旅游？
   在讲坛跟着老樊一起上课的经历，感觉就像是给我后续的生活有了一个基底。首先，我每次出去旅游，我脑子里首先想的都会想起之前老樊，是怎么带我们进行行前的一个预习，然后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是怎么去看我们所到的每一个景点的。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改变了我旅游的一个思考格局，让我不再是去走马观花。但是我在第一次行走过后，我发现我好像有了一个类似于怎么出去旅游，怎么去看一个地方历史人文地理的一个指导。我能够有根据地去做出一些思考，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讲坛每一次在上海的行走，也能够让我重视起来我所住的这个地方，包括迁移到我的故乡。使我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我需要去对我扎根的这个地方有所了解，包括它的历史，它的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其次我也有了一个去了解它的方法论，就像是我到了这个地方，我首先要去的是一些能够代表它历史的比较重要的地方。比如说上海，我就是如果想了解到开埠，我就走到外滩周围的这些地方去看一下它的一些建筑，然后去思考一下，他的开埠的历史怎么样的诸如此类。

4.作为一个在讲坛既做过学生也做过助教的学长，对讲坛一直强调的“人文”这个概念有什么理解
我在这方面的感触，可能就是把每一个人当做一个非常具体的人去看待，而不是说一个比较宏观叙事的下面的某个个体去关注到他。从我做学生的时候，其实我是经常是经常忽略掉身边的人的，这个我必须得承认，可能我只是把他们当做我生命当中有交集的一些个体去看待。但是我发现，在我在讲坛读书，成长为一个助教的过程当中，我会逐渐地开始具体关注到，每个学生他们的性格是怎么样的，他们有怎样的过去，他们有怎样的需求。这个是我在成长过程中体会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和你发生交集的每个人，他其实都是和你自己一样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说像打游戏一样的某个NPC。所以说人文，它的一个最重要的载体就是人本身。
然后再就是从具体的人到我们人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学的东西其实他是一个从历史传承下来的一些内容。然后这些传承其实都是我刚才说的某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去创造出来的，同时对于我们当下都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那么不把自己放在一个类似于游戏主角，也不把别人放在一个NPC的一个位置，很能帮助我们去真正的进入到浸润到这些历史的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中，也能够真正的去理解他们。比如说，樊老师会让我们去思考：古时候的人他们自己他们在写这个诗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然后去想：他为什么会写下这样一篇诗，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其实我认为都是人文的一种体现。

[邱紫箬]

Q1：当初您是为什么会加入这个讲坛，又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加入的？
A1：说到当初，我本人十分仰慕樊阳老师的才华，也非常崇拜他，很想听他的人文语文课。当时这可以说是语文小组的一种延伸。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语文课可以这么好听，这么打动人心。虽然樊阳老师只是我的代课语文老师，但我想尽各种办法，争取去他的语文小组听课。就是怀着这样一份崇拜，仰慕他的才华，这门课为我打开了全新的视野。

Q2：那我想向您请教，您觉得樊阳老师讲语文，和其他语文老师的表达方式有什么不同？带给您的感受又有哪些差别？
A2：两者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传统语文老师大多以讲授课本规定的知识为主。樊阳老师则不局限于课本内容，会向外拓展很多人文、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他的授课方式也很特别，善于循循善诱，常常以提问的方式，启发我们去思考：这件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它后续的发展又会是怎样。在这样不断被启发的过程当中，课堂的知识面变得十分广博、丰富又生动，所以这样的语文课，是学生们都愿意去听的。

Q3：那整个讲坛，对您的人生在哪些方面产生了影响？
A3：当时其实没有明显的感觉，但是到现在我们已经四五十岁，回望过去二十多年，才发现它带来的影响其实挺大的。它不是那种直接看得见的改变，更多是一种精神启蒙、思想塑造，也可以说是在潜移默化之中滋养人格。它在精神层面给我打下了底色，这种影响看不见摸不着，但实实在在作用于我的人生、工作还有世界观，是十分深远的。

Q4：离开讲坛之后，您还会继续参加这类相关的活动吗？
A4：直到现在依然会参加。只要樊阳老师回到陕西老家，或是我们约在其他地方，如果有人文行走活动，我也会带上自己的孩子参与小型的活动。大型活动耗时比较久，很难凑得上时间。但只要他回陕西，或是我们去到上海，基本上都会参加小型的人文行走，近几年参加的次数也不少，我上一年还参与过。我对大型讲坛了解不算特别多，但我认为人文行走本身是很有意义的。

Q5：处在初中生这个阶段，我们也会对长大后的未来职业有所期待。这个问题和我的生活比较贴近，想向您请教一下，您初中的时候是怎样的？
A5：到初中阶段，我们或多或少已经会开始考虑未来的职业方向。我自己理科成绩一般，所以偏向走文科路线。当时我觉得法律的专业性很强，曾经想过从事和法律相关的职业，不过目标并没有特别明确。

Q6：那也就是说，您当时的想法和现在从事的工作是相契合的。那理想对于中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换而言之，理想对我们而言，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多余的事？
A6：这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回过头来看，理想绝对不是多余的。人生方向、职业方向，越早去思考，越能从中受益。当然，年少时的设想未必会和未来完全一致，会受到很多现实因素的影响。
初中其实就是一个很适合思考理想的阶段，我们不再是小学生，课业压力又还没有高中那么大，拥有思考的时间与空间，独立的思想也正在慢慢形成。在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之外，去想一想自己未来向往的职业，是一件很自然，也很有意义的事。爱思考的人，总会去思考自我、思考世界，进而思考未来的职业，这是顺理成章的。而心中有方向，或多或少会影响我们当下的学习，以及日后的种种选择。

Q7：在您看来，选择职业，应当更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还是更看重就业前景与薪资待遇？
A7：在我看来，绝大多数职业并不存在这种非此即彼的矛盾，不是选择感兴趣的工作就一定收入微薄，追求高薪就必须舍弃个人兴趣。只有少数职业之间差异巨大、要求苛刻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冲突。
举个例子，就拿我从事的法律领域来说：检察官、法官的工作稳定，但收入不算很高，属于考公考编的体制内岗位，基本不会面临裁员失业；而律师的收入会高出不少，但稳定性相对弱一些。你们这一代孩子的生活压力已经小很多，基本的物质生活有家庭做保障，不像我们那一代人，需要尽快独立，负担工作、结婚、买房的压力。尤其大城市的孩子，条件更为优渥，可以说是很幸运的。在物质条件已经满足的前提下，就可以更多遵从自己的兴趣。毕竟兴趣才能支撑一个人长久走下去，这也算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张文景]

问题1
采访人：
我们这次有个暑假的采访任务，需要采访一位老会员，然后分享您和讲坛的故事，以及讲坛对您当下生活产生的影响。万总发过一份Excel表格，表格里罗列了各位老会员的名字，我看到您的名字，感觉很有亲切感，便选择您作为本次的采访对象，和您一起聊聊在讲坛的故事。

受访者：
让我回想一下我和讲坛的故事，我之前也接受过一次采访，已经记不清当时聊了哪些内容，那我就讲讲我在讲坛印象深刻的经历。
我们这一届是樊老师毕业后带的第一批学生，那时他刚大学毕业，在我们眼中就像一位大哥哥。他身上南方人的细腻特质，在我们这群北方成长起来的孩子看来，格外容易亲近。最早的活动叫语文小组，樊老师完全利用个人课余时间开展活动。九十年代高中课本内容偏向按部就班，樊老师希望带给学生不一样看待事物的视角。当时挑选的成员一部分成绩优异，一部分本身对语文抱有兴趣。作为第一批成员，有很多内容时隔多年我依旧记得。其一是佛教造像不同手势的寓意，虽然我已经记不清手势对应的具体含义，但当时听得十分投入。其二是阅读计划，樊老师会拿出自己的私人藏书分给我们，有的随机分发，有的按照个人兴趣挑选。我当时选到《希腊神话》。在那个年代，社会对女性的主流规训是追求真善美、为人贤惠。这本书带给年少的我巨大冲击。书中的人物拥有充沛的生命力量，爱可以成为力量，恨同样也是，二者是一体两面。这和东方神话里完美的善美的人物形象截然不同。书中人物可以为爱舍弃一切，也可以因仇恨走向毁灭，甚至亲手伤害自己的孩子，这种极致的情感，让我记忆深刻
樊老师任教一年之后，因为表现优异调去高中部。当时我们这群初中的孩子心里很失落，遇到他会刻意视而不见，这是少年人特有的情绪。后来他离开彩虹中学，我们都十分怀念。几十年过去，我没有想到他一直在坚持做樊阳人文讲坛。借着微信带来的人际联结，我通过早年的一篇报道联系到樊老师，之后初一二班的同学们也陆续重新取得联系。如今大家虽然不会频繁交流，大多只在逢年过节问候，但这段过往依旧是一份珍贵的回忆与期待。
活动就在学校的教室内，安排在放学之后。对语文抱有兴趣、成绩不错的学生会留下来参与，每次设置不同主题，大家一同赏析、展开探讨。这不同于传统课堂自上而下的授课模式，交流是平等的。即便我们内心依旧把他当作老师，但在对话之中，每个人都能够被看见、被尊重，大家可以输出不同的观点。从早期的语文小组发展成为人文讲坛，历经岁月再回望，语文小组给我们这一届学生带来了十分珍贵的人文启蒙。
到了高中，那个年代成绩好的学生大多会选择理科，我文理基础都不错，于是走上理科道路，成为一名工科女生，主修通信专业。毕业之后的几十年，我一直从事IT管理相关工作。我的客户、同事与领导对我有一个很常见的评价：我并不是典型的IT从业者，善于和不同的人沟通交流。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早年这段教育经历带来的结果。
多元看待事物的视角，对我的工作帮助很大。落实到个人生活层面，我拥有对美的感知力，也会主动去追寻美。这份体验带来最大的回报，是获得幸福感，能够感知世间种种美好。不会被世俗单一的成功标准束缚，拥有丰盈的内心世界，这也是一个人能够走得稳、走得长远的重要因素。在家庭教育之中，我也会有意无意传递这一点，注重培养孩子精神世界的丰富度，我不会像很多家长一样陷入教育内卷，当然这也存在双面性。

采访人：
听您的分享，讲坛带给您的，一方面是看待问题可以采用多元视角；另一方面，能够从阅读以及各类事件之中收获独属于自己的幸福感，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受访者：
可以这样理解。这份感知不局限于阅读。比如结束一天疲惫的工作，路过小区路边，看见天空云彩流转，色彩层次丰富，就会生出许多联想，体会人与自然相融的心流，收获美好的感受。不会因为身心疲惫，就丧失对美好与幸福的感知。

采访人：
哦哦，其实我也有相似的感受。过去我的思维十分死板，习惯于套用老师给的答题模板。不管是解答试卷题目，还是处理现实生活的问题，都总想套用固定的思路。后来经朋友推荐加入讲坛，在这里一边交友一边学习。刚加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和环境格格不入，周围人的思维多元开放，对比之下我的思维十分固化，就像一幅色彩丰富的画作里出现一块黑白图案，我甚至一度犹豫要不要继续参与讲坛。
最开始我还会被樊老师充满激情的讲课风格吓到。我性格偏内向，总是坐在教室后排，戴着口罩听课。直到第三、四次讲座，樊老师直接点我，让我摘下口罩进行发言。这次突如其来的发言，促成了我的成长。之后在学校里，我也敢于主动发言，愿意说出脑海里各种奇特的想法。有时候我会产生和教案传达内容不一样的感受，以前我会害怕想法太过怪异，不敢举手。但在讲坛的环境下，我们可以自由地表达内心想法。

受访者：
你们能够得到樊老师的引导，是很幸运的。回想过去，我们当年还有不少同学把樊老师气得不轻，现在回想起来也十分有趣。樊老师本身是一个生命力很旺盛的人。教育本质就是一个生命去影响另一个生命，一个灵魂去靠近另一个灵魂。我们那一届十分幸运，回想几十年前，教过我们的部分老师已经离世，樊老师是当时最年轻的一位，但他们都真心爱护学生。如今教育环境内卷严重，老师们需要承担很多教学以外的工作，想要复刻当年的教育状态并不容易。你们正处在心智萌芽成长的阶段，这份人文滋养，会在心里埋下一颗可以持续产生长久价值的种子。
 
问题2
采访人：
在现在的生活中，您还会去古街、博物馆这类场所吗？你们当年是否有类似现在的人文行走的活动？

受访者：
我会去，我自己会参观，也会带着孩子一同前往。这点让我很欣慰，孩子三五岁起，我就会带他去往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他本身也很喜欢这类主题。小朋友天生会留意现场最专业的讲解者，去到博物馆，如果安排讲解员，他就会挣脱家长的手，追着讲解员提问，天马行空的问题，有时连讲解员都难以回应。
上周我送孩子去香港中文大学上暑期班，等候孩子的间隙，我参观了学校的文物馆。馆内刚好有义务讲解员开启讲解团，我参观了乾隆专题展，了解相关服饰、文书，还有乾隆与大臣往来的礼品，收获很多。同时还参观中国画主题展馆，学习欣赏国画的核心要素，体会墨色、意境、线条与留白的魅力，这些都是早年讲坛培养出的习惯。
我们那个年代没有“人文行走”这个名称，但已经有对应的雏形。樊老师会利用周末私人时间，带我们前往博物馆、名胜古迹参观，只是当时没有专门命名这类活动。我希望之后有机会，可以把现在就读中三、即将升中四的儿子从香港带到上海，参与讲坛的人文行走活动，只是他的中文基础比较薄弱。

采访人：
没关系，我们参与人文行走的时候，也有一个美国的女孩。她一开始中文好像也不是很好，参与几次行走活动之后，也会和我们一起写反馈，所以也欢迎您的孩子一起来参与行走。
这次暑假夏令营，我在参加参观博物馆的时候，也会单独去找讲解员听讲解，我觉得这样很有意思。听讲解员叙述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樊老师讲课的模样，感觉十分奇妙。暑假人文行走去博物馆的时候，樊老师曾经抛出问题引导我们分析展品形式。最开始我只会从内容、主题的角度思考问题，沈阳学姐从美术艺术的角度给出观点，给了我很大启发。现在参观博物馆，面对雕塑等藏品，我也会试着从更多维度展开思考。

受访者：
学会从不同角度思考，是很好的收获。初中和高中是塑造三观最重要的阶段，决定人如何建立和世界的联结。很幸运，在那个年纪，樊老师在我们心中完成思想的点亮，即便和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算漫长。
 
问题3
采访人：
确实如此。我以前十分抵触写活动反馈，明明没有太多想法，却要产出一篇完整的感想文章。但慢慢我发现，写反馈的过程中，思路会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你们当年结束活动之后，也需要写反馈吗？

受访者：
时间久了，我也记不太清当年是否需要写反馈，大概率是以写作文的形式完成。我现在的儿子写作比较困难，还有读写方面的障碍，香港的学校教授繁体字。我教给他一个和你刚刚描述很相似的办法：没有思路就直接动笔，写的过程思路就会慢慢打开，优先完成，再追求完美。

采访人：
没错，我们也是先凑够基础字数，后续再进行删改打磨。

采访人引导：
这是我是第一次独立完成采访，没有准备详细的大纲，脑海里的几个核心主题基本都交流完毕，想问的问题差不多结束了。

受访者：
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此结束。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帮助你完成这次采访任务，再见。

采访人：
好的，非常感谢，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