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文讨论：中学生应不应该读《水浒传》
预习问题：
传统上就有“少不读水浒”的观点，现在有《水浒传》充斥各种打杀暴力，甚至反人道的情节，不宜中学生阅读。你认为：中学生应不应该读《水浒传》呢？请阅读以下关于《水浒传》的争论，选择应该或者不应该一边的立场，写至少三条理由（类似于一辩立论稿）。
每个书院出两名辩论选手（一正一反），参与现场辩论。
网友“举报”《水浒传》
有网民在浙江省政府网站“浙江省民呼我为统一平台”留言建议“把水浒相关内容从中小学课文和课外读物中清除出去”。该网友称：
近来在电视剧栏目看水浒，感到震惊，虽然电视剧已对原本做了很多修改，删除了完全不合逻辑的情节，但由于电视剧与水浒原书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是会导致很多人去看原书，客观上导致水浒这本毒小说毒害更多人。看百度贴吧里，对此书的抨击之多就是明证。另外美化宋江丑化方腊尤其不能容忍（这点跟原书一模一样）
回想起我中小学时是通过学中学课文才去看水浒原书的。所以我对中小学选此书内容做课文深感不安，中小学不能给毒小说做推广宣传。
此书恶毒污蔑丑化女性（其恶毒程度到了令人发指地步），情节极其不合逻辑（108人的大多数完全没有上梁山的逻辑，就是作者大笔硬勾进去的），无原则歌颂滥杀无辜（作者有越坏越好的反道德观），毁灭人类三观的程度刷新了人类下限；作者心理极其阴暗变态（咋恶心咋写），给武松、李逵、宋江这些人渣安排善终，给予它们无限的同情，歌颂它们滥杀无辜的恶行，是我见过的最毒小说。古代把它列入禁书是有道理的。
把水浒列入四大名著（按我回忆，就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是只看文笔不看情节的荒唐做法，应该把此书从四大名著中踢除，从中小学课文剔除，不要再糟蹋名著一词。它是名著中彻头彻尾的水货。名著不一定要四大，三大也可。几大名著的提法也不必盲从某专家，现在很多人已经对把水货（水浒两字恰如其分的谐音）列入名著强行推广深感不满。
《武松打虎》等两三篇课文确实好，但原书中武松、晁盖之流却是彻头彻尾的人渣。文笔好的小说多的是，不需要从毒小说中找课文素材。更要禁止任何学校向学生推荐水浒做课外读物。
鉴于八十年代以来水浒的毒素散布已久，建议一段时间内向学生推荐《黑水浒》全部和《荡寇志》的部分内容，以逐步肃清水浒的流毒。《荡寇志》和《黑水浒》一定程度化解了水浒的反逻辑反人类内容，歌颂了惩恶扬善，文笔虽差些，但可由当代专家做润色修改。
八十年代我第一次看水浒时，看的洁本水浒，虽然做了大量修订工作，但原书反逻辑反人类情节过多，难以像毛氏父子修订三国演义那样通过全面修订来完善。洁本是比原本好些，但不管怎么改，宋江形象难以改善，它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极大的败笔，无法靠局部修订解决。
水浒电视剧拍摄也应结合荡寇志和《黑水浒》（两本书各取一部分）来设计结局，以体现惩恶扬善的人类美德，而不是做相反的努力。不要怕颠覆已形成的对宋江一伙的认知，还原宋江一伙的真面目是文化界的责任。从正史资料可知，宋江一伙不是任何形式的农民起义（其实是一伙盗匪，宋江更与农民八竿子打不着），它与同时期方腊起义（反压迫）有本质的区别。水浒电视剧却反其道而行之，跟原书一样无耻吹捧宋江、恶毒污蔑方腊，这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如此颠倒黑白，在青少年中产生很大的思想混乱。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回复
您的来信我们已经认真阅读，感谢您对中小学生成长的关爱。孩子是祖国的未来，阅读又是教育的基石，中小学生读什么书，怎么读书，备受社会关注。您认为中小学生不适合读《水浒》，关于这个问题，自古就有“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的说法，著名学者刘再复先生也认为《水浒》“蕴含着毒气和血腥气”，可见您的顾虑与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将《水浒》收入中小学课文，甚至提倡整本书阅读？我想教材编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关乎国家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关乎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作为教材的编写者绝对不会草率为之，肯定是经过好几番讨论研究才能确定，而且教材的审定也是要一关一关慎重审查的。最后《水浒》内容能被选入教材，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考虑：
第一，《水浒》文学价值巨大。《水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即便是刘再复先生，他也不否认《水浒》“是有才艺、有艺术魅力的大才子书”。可以说《水浒》是一部非常接地气、最能反应现实与人性的文学作品，书中很多创新之处，被后世文学争相模仿。仅从文法角度来说，全书“行文如行兵”，谋篇布局非常纯熟，将草蛇灰线法运用得淋漓尽致。明代文学家金圣叹曾指出，水浒书中的十五种创新文法，包括倒插法、夹叙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弄引法等，这些写作手法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常常看到。中学生通过阅读，可以从文本的语言、人物塑造和情节设计等方面赏析作品，提升语言技能和鉴赏水平。
第二，《水浒》是批判性阅读的好载体。《水浒》价值取向与现代文明不合拍，是阅读《水浒》不可回避的问题。但阅读《水浒》是否必会造成中学生误入歧途？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当代青少年误入暴力犯罪深渊，与《水浒》有直接的因果关联。就算退一步来说，如今阅读的渠道太多太多，但单靠“堵”的方式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堵不如疏，疏不如引，惟有理性地引导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与随心所欲、听之任之，让学生个体“偷摸着自由阅读”相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水浒》内容被选入教材，又何尝不是明智之举？正如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敏强所认为的，“《水浒》内容很有价值，应在中小学课本中保留，但是中小学生心理发展不成熟，授课老师有必要进行引导。”我们不能一味地强调其经典性而完全忽略对学生困惑的引导，也不能因为其充斥“暴力”等元素而因噎废食，应该让学生理解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精华”和“糟粕”，要以理性的态度来解读它，通过解读，实现解“毒”。所以，我们也要求老师在教学中能够用准确的方式引导中小学生实行批判性阅读。批判性阅读能力，是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很多老师在教学中已经注重批判性阅读与思维习惯的培养，也积累了一定的教学经验，这对学生阅读思维乃至个人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第三，《水浒》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这其实是前面两点的延伸。《水浒》没有给我们展现一个“正确”的世界，而是一个多样的世界。有善，有恶，有善与恶之间的种种不得已，幻想、隐忍、挣扎、妥协、反抗……一言一行背后都镌刻着人性的复杂。丰富且深刻的内核，是《水浒》被列入名著的理由，也是值得我们（包括中小学生）一读再读的根本原因。中小学生该怎样阅读《水浒》这部名著呢？教学中，教师会引导学生读故事、读人物、读社会、读人性，如“庙堂失序与江湖理想”“个体失路的偶然与必然”“快意恩仇与暴力滥杀”“水浒女性的是是非非”“侠义与忠义”“江湖聚义的善与恶”“反叛与归顺”等专题探究，学生带着这些思辨性的专题，并在教师的引导下去开展深度阅读，不仅能够进入文本深处，也能培养他们的个性阅读、独立思考的能力。阅读可以丰富思想、增长才干，促进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但如果阅读仅仅读了文字却无思考，那么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学生通过批判性阅读的过程，能够有效筛选信息，“站出来”去分析思索深层意义，阅读才发挥了其真正的意义。所以，重要的不在于你“读了什么书”，而在于你“怎样把每本书读好”，有针对性地指导孩子阅读，让他们学会判断，在经典书籍（包括《水浒》）中吸取精华，才能真正让阅读为学生打好精神底色。
心随文动，相互映发，质疑思辨，提要钩沉……这些都会给阅读者带来愉悦舒畅的读书体验，“怎样把书读好”，是我们庄严而宝贵的生命赋予自身的重要使命。
最后，再次感谢您对中小学生成长的关爱！感谢您对教育的支持！
王学泰：从游民视角看《水浒》
中国传统四大名著，若论影响面，《水浒》或者要凌《三国》而上之。试看《东林点将录》《东汉文坛点将录》《当代学林点将录》《诗坛点将录》《画坛点将录》《现代学林点将录》《近代印坛点将录》《当代文坛点将录》《书话点将录》等等模仿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点将录”，自明季以来，不知凡几，而且可以断言，类似作品还将持续涌现。
与象牙塔煊赫无伦的小众“红学”相比，《水浒》自晚明成书至今，可谓一直雅俗共赏。其中关键，除了前述生动有序的“点将”形式外，那些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学者的面向公众的写作，与大众阅读水乳无间，极大地增益了大众《水浒》阅读的学术含量。明清时李卓吾、金圣叹不必说了，最近几年我读过的几种也特别让人会心，譬如马幼垣教授的《水浒人物之最》、虞云国教授的《水浒寻宋》、押沙龙的《读水浒》等，都是一时之选。
可以说，人物、情节、流传、版本、结构、心理、本事，《水浒》的各个侧面、各个环节，一直不乏研究者的多维爬梳，想后出转精，殊为不易。王学泰先生从游民视角，切入水浒江湖，可谓高屋建瓴，洞彻混沌。不仅让人能更好地看清《水浒》门道，还能以更为阔大的视野，观察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改朝换代江山鼎革时那股无法忽视的游民动力。王学泰新版的《水浒江湖：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另一条线索》，延续他《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理论观察，丰富并深化了他《水浒与江湖》《“水浒”识小录》中的多个主题。对于《水浒》一书的扞格矛盾，如北方地理的混乱、某些“好汉”的面目模糊等，读了这本《水浒江湖》，大有拨云见日的恍然。
譬如读《水浒》时，招安差不多尽人难爽。可是，没有招安，梁山泊水浒寨上那间打家劫舍的牌匾“聚义厅”，就无从改作梁山行为合法依据的“忠义堂”。“因为招安了，与皇帝确定了君臣关系，这才是主流社会认同的‘忠义’，此前的‘忠义’，不过是梁山人的自说自话。”对于梁山人来说，无论是朴刀杆棒还是发迹变泰，作为甩脱在宗法社会之外、游走在体制边缘的群体，他们所以能扭结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端在对平等的追求。也就是《水浒》高潮的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所描述的“兄弟”关系：“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
这样近乎理想国的状态，当然无从落实到现实。就如王学泰所揭：“游民的人格平等在他们结合的初期可以大体上做到，但在他们的非法活动和武装斗争中，买卖越做越大，这就需要订立制度来维护小团体‘工作’的顺利与效率。这时往往就要强调‘兄弟关系’中‘长幼有序’的一面。慢慢地‘兄弟关系’就变为口头的了，其实质已经是‘上下关系’了。”不然也不用分天罡地煞，还得天书排位了。那位为梁山屡立汗马功劳的神偷时迁，就因为偷窃手段而为诸多好汉、说唱艺人当然也包括《水浒》作者所不齿，排位倒数第二，仅居于事迹性格黯淡的盗马贼地狗星段景住之前，让古往今来无数读者为之叫屈。
王学泰在书中指出，梁山好汉们所追求的人格平等，仅只称谓上实现“兄弟”，“离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遥远得不可以道里计”。梁山好汉，乃至所有史上游民团体所追求的平等，在历史上从未实现过。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不平等的灾难》中忧虑：“几乎在世界上所有地方，不平等都在快速加剧。这意味着富人尤其是那些极富之人，变得越来越富有；而穷人，尤其那些最穷的人，变得越来越穷。”消费社会中，穷人作为“不合格的消费者”，理所当然被无情挤出。不平等的社会，最严酷的大概是政治上严别贵贱，有若种姓，不得逾越。诸如宋代的官吏异途、重文轻武，将极大数量的社会成员驱赶到体制边缘和宗法秩序之外，这当然就埋下了异日动荡的诱因，准备了聚义的潜在力量。按照《水浒》“受天文”的神道设教名单分析，梁山好汉“按照出身或职业大体上可以分成游民、吏人、武将、手工业者、农民、商人、庄园主、其他等类。人数最多的是游民，五十余人；其次是武将，约二十人；第三是吏人，十人；勉强算农民的只有五人（阮氏三雄、解珍、解宝）”。也就是说，给水浒聚义戴上农民起义的桂冠，实在美化太多。事实上，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只是广义上的游民，或者具足沦为游民的主客观条件。真正逼上梁山者，满打满算，不过豹子头林冲等寥寥数单。陈寅恪先生所谓“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华夏文化，不待女真蒙元外患，已深深潜伏着覆亡的内因。
《水浒江湖》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其梳理江湖概念的演变、解析江湖人主体游民的迥异于宗法人的性格与思想、详论社会边缘人作为江湖中坚和领袖的素质，以及他们何以被边缘化的主客因缘部分，尤其让人心折。王学泰还特别拎出江湖人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江湖艺人在宋代崛起的背景与作为，并断言：“世世代代都有游民，游民旋生旋灭，除了让人们知道曾有过干大事的陈胜、吴广外，对后世很少有影响。到了宋代，情况不同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了江湖艺人。”江湖艺人丰富了梁山好汉们的故事，他们传播了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仗义疏财”“劫富济贫”“不义之财，取之何碍”“替天行道”等等，赋予了造反者的行为合法性。旧时江湖，各类行当多被归金、皮、彩、挂、评、团、调、柳这明八门，意指市场摆摊，靠“口巧舌活”挣钱吃饭者。可别小瞧这帮江湖艺人，他们的经历、见识、阅历、交游、扮相乃至头脑中的掌故，在关键时刻往往会成为旗帜信号。明末清初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提到多扮丑净的彭天锡，说他“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机械，一肚皮磥砢不平之气”。梅兰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中记述的，就包括靠改良戏剧宣传革命的王钟声、收到炸弹警告而不退缩的潘月樵与夏月珊、剧团成员兼演员与革命别动队员于一身的刘艺舟、以从事革命自命的任天知等名伶。《水浒江湖》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学术剖析之深可见一斑。
朱大可：《水浒》——暴力话语的盛大容器
毫无疑问，所谓“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的上述分歧，正是流氓话语和国家话语在诗歌地带的一次对抗，他们藉此分裂了中国知识分子，迫使其在流氓与国家间作出痛苦的选择。千年以来，这种选择把失意知识分子逼入一个极度尴尬的场景。没有人能够回避这两个乡村诗人所示范的道路。只有中世纪市民作家的诞生中止了这点。郑板桥说“吃亏福”；而他另一个著名的箴言是吁请人的“糊涂”(“难得糊涂”)。
我不想在此就佯傻或佯狂的策略发表看法，因为这不是我目前要寻找的那个事物。关键在于如何使流氓话语和国家话语的对抗得到斡旋，并藉此为失意者找到灵魂的出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要与金圣叹一起眺望，以缅怀他所曾经批阅过的文本及其背景。面对诗歌所构筑的迷津，小说家(他们最初只是民间传说的收集者，而后才成为阐释者和题写者)的涌现不可阻挡。他们要向这一困境出示线索。
所有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小说，诸如《水浒》、《三国》、《西游》和《封神演义》，都是一次对流氓话语和国家话语的媾和实验。其中，《忠义水浒传》是最典范的模式，它陈述了一群低级官吏、失意文人、乡村地主以及市井无赖所从事的造反游戏。从强硬的国家主语开始，经过被挤逼的无奈的反叛，向流氓忿然一跃，企及了黑暗王国的最高荣耀(即所谓“梁山聚义”)，而后，由于国家的宽恕和恩典，流氓又再度返回到后者的盛大怀抱。这是“家园－流走－复归家园”的流氓语法的一次经典化题写，它请求着国家话语的内在降临。
什么是国家最终予以宽恕和默认的流氓罪行?除了少量的奸淫、偷盗、欺诈和大量的掠抢，就是在正义的名义下所从事的残忍屠杀。一个以击毙老虎著称的英雄武松，为了一种身遭陷害的怨恨(这无疑构成了“杀人”的道德理由)，就可以把地方军事长官张都监全家十九人尽悉杀光，其中包括那些无辜的儿童、女眷、马夫、丫环和厨师。皎洁的月光照亮了杀手溅血的笑容与刀具。
面对这场令人震惊的屠戮，粗率急促的小说竟然变得细腻舒缓起来。武松在杀过第十三个人(也就是张都监的妻子)时，发现对方仍然在血泊中呻吟，就过去按住，要割下头颅，却不能如意。于月光下察看，才发现刀已砍出了缺口，便走去厨房找了一把好的。在又杀过六个妇女之后，他才中止了复仇的游戏。武松告诉我们说：他对此感到了无限的满足!
必须注意出现在这场屠杀中的一次真正的题写，那就是武松用尸衣和鲜血在粉墙上所书的著名句子──“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它包含着一个最常见的隐喻，即被杀者与恶虎、杀人者与打虎者之间是完全同义的。当武松说“我是打虎者”时，就等于在说“我是好的杀手”，因为这就是一次新的恶虎翦除行动。最终，通过这正义的题写，屠杀将受到公共伦理的认可，而杀手则转换成了匡扶正义的英雄。月光、白墙、血迹和口号，这些犀利的事物激发了人的拥戴。
无疑，武松是那种擅长将血腥屠戮与诗意彼此融合的刀手，他懂得如何利用正义话语去构筑杀人现场的悲愤布景。而李逵则是一个更肆无忌惮的斧手，在其母被“老虎”(请留意这个语词在杀人陈述中的动力学意义)吞食之后，他从一个鲁莽汉子变成梁山流氓中最疯狂残暴的杀人机器。仅仅是宋江三打祝家庄那次，为了某种“快活”，他就杀了无辜的扈家庄主一门老幼及其所有佃农。重要的是，李逵从不进行杀戮的自我题写和正义阐释，他为杀人而杀，并且渴望着一种非凡的数量和速度，除此之外，更无所求。而仁慈的领袖宋江对此只给出了轻轻的嗔怪。他用欣赏的目光注视着这个粗鄙的屠夫，把他的暴行归结于“替天行道”计划中的那个所谓“天意”。
杀人、砍头、剜心和凌迟，这黑暗王国的暴力话语，大量涌现于从《水浒》到《三国》(也许还应包括《封神演义》、《七侠五义》以及金庸、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等等)的中国文学经典本文之中，构成了流氓美学的严厉前提，同时也是流氓与国家实现和解的深切的基础。招安，就是从江湖流氓中遴选出一些新的官方屠夫，以便他们能够在法律的名义下继续从事国家暴力机器所指定的杀人游戏。这显然是流氓与国家间最温情脉脉的时刻，流氓藉此获得它重返家园的契机。
流氓是国家的奇妙寓言
与此同时，流氓的正义题写也伸向了它的门户里面，也就是伸向它内部退化和败坏的部份。它在那里开辟了另外的战线，以清理它所指认出的无赖或淫徒。武松与西门庆的对抗就是如此。中国流氓渴望着暴力，却蔑视与仇恨一切色情，它要用这第一种罪恶去制裁第二种罪恶，犹如以它的左足去踹自己的右足。流氓的正义乍一看是极度荒谬的，但它被用以维系流氓的血性活力，以免遭到银欲的腐蚀。更重要的是，流氓的伦理和国家的伦理在这里实现了汇合，因为至少在表面上，国家正是宏扬暴力和仇视色欲的典范。
是的，几千年的江湖信念已经风雨飘摇，而国家的影像坚如磐石，永久激励着流氓的家园心情。但《水浒》所叙述的“招安”故事，不过是用民间流氓话语碎片拼凑起的二流神话，它掩盖着国家对流氓的无限惧怕和敌意。尽管许多王朝起源或受益于江湖(正如《三国演义》所言说的那样)，国家却坚持着剿灭的立场，因为它明确地意识到：流氓就是国家映射在江湖中的某个酷肖的影像，或者反过来，国家是流氓所能企及的最高信念。
沿循历史与文学的河流，我们看到了一种永不磨灭的原则：国家和流氓是共生的。哪 里有国家，哪里就有流氓。不仅如此，国家的风格与流氓的风格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国家的极权总是在滋养流氓的暴力，而国家的腐败则必定要传染给流氓，使它日趋没落和臭气薰天。当国家英雄相继死去时，流氓也退化成了无赖，沉浸在各种极端无耻的罪恶之中。流氓与国家的分离不能阻止这些。无论在什么地点，流氓都只能是国家形像和命运的一个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