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家园

这次的行前讲座标题是黄惶青藏路，也是讲坛少有的进行的第二次重复的行走，同样是从历史开始讲起，同样我也对之前提出的问题有了解答。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印度要绕一圈从河西走廊将佛教传入中国，通过这一次讲座，我知道了河西走廊对于世界各文明的重要性，因为河西走廊真正做到了一个文明枢纽的作用，他就像一个十字路口接通了中国印度希腊等地，也因此河西走廊周围的地区如敦煌等，其中有许多其他文化的影子

一、王后：“我不知道是该怎么做，当一切都如疾风骤雨般发生时，我只能顺应这些变化，无论它是有多么罪恶——啊，我是被权利腐蚀了头脑，蒙蔽了双眼，还是这真的是我的意愿呢？” 二、哈姆雷特的疯是为了复仇而做的前期准备，他保持着理智，所谓“疯”也只是为了目标服务。 三、我认为可能是人失去一些东西之后才能有所改变。

读《寻找家园》有感 翻开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读完三卷故事，我的心里感触很深。 在第一卷《梦里家山》的《祖母的摇篮曲》中，作者追忆童年故土。祖母的歌谣，是故乡留给作者最温暖的记忆。可时代动荡，旧日的故乡面目全非，那些温馨的往事，只能留存于脑海之中，现实的故土再也回不去了。 后面读到第二卷《流沙堕简》中的《沙枣》，写的是荒凉戈壁的岁月。劳改的日子十分难熬，到处都是漫天黄沙。可戈壁之间那一颗颗小小的沙枣，却能带给苦难中的人们一丝甘甜。纵使命运如此残酷，人们心底依旧保留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到了第三卷《天苍地茫》的《谁令骑马客京华》，作者辗转来到京城，依旧是漂泊者。见识世间种种人事，他依旧没有一处真正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肉身一直在流浪，但过往的人与回忆，始终珍藏在心底。 合上书，我慢慢想明白了这本书叫做“寻找家园”的原因。以前我以为家园就是老家的房子，是熟悉的故土，是安居的地方。可读完才知道，现实里的家园很容易被苦难摧毁。 真正的家园，其实一直在我们心中，那些难忘的回忆，还有对美好的期待，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归宿。作者终其一生寻找的不只是一个可以安居的地方，还是永不消散的温暖和回忆。

和唐靖雯学姐的午后闲谈 开始前我有些不安，我第一次做比较完整的采访，担心问题之间的衔接会很生硬或我无法接下话来，后来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我们度过了愉快的半个小时。 下文基本是采访全记录，经过了一些转述。 关于助教和学生 我： 从学生到助教你有什么改变？ 学姐： 我在讲坛学习，大概是从初一到高二，然后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大概是大二，然后其实中间差不多断开了有三四年左右，我在做助教还是以领读读书小组为主。这些书我们之前是看过的，我会想我之前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老师有设计怎么样的问题，我当时又是怎么想的，但是感觉可能因为在不同的成长学习阶段里，所以我好像对之前自己的想法完全不理解了。我觉得我作为学生的时候，我看书是以完成老师布置的读书问题为主，但是作为助教的时候，我就会想。我怎样去设计一个问题，让大家能看得懂、看得明白。 我： 我们在参与读书小组的时候，也会出现大家没有好好读书，导致场面一片尴尬的问题。（笑） 学姐： 对，但是我觉得没有办法了，很多时候作为学生，读书小组的一些问题会变成完成任务性质的东西。但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大家也认真的去读一读书，虽然我也能理解，可能有些完全不在大家兴趣点上的内容也读不进去。 我： 果然助教和学生的视角有很大的不同啊。 学姐： 我觉得是这样，可能因为年龄的增长，所以看书的一些角度上也会有不一样，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能简单看明白的东西，在读的时候还要对大家有一些引导，所以对做助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成长。 关于学校和讲坛 我： 我下学期也要高二了，学业将会逐渐繁忙起来。很好奇在忙碌的高中生活中，讲坛对您来说是一个怎样的的角色？ 学姐： 我觉得高中没有那么忙，我是比较闲适地度过高中阶段的。（笑）在高二的等级考之前，我就退出讲坛了，因为后面下半年等级考学业会比较繁重。关于怎么平衡…一般会在周五完成讲坛作业，然后周中和周末还是以学校为主。 我： 我身边一些熟悉的讲坛同学、包括我自己，大家都非常集中地选择了政史地。很好奇，讲坛学习对你的未来选择、人格塑造方面会有明显的影响吗？ 学姐：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有的，讲坛的学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现在大学专业的选择，也包括我的表达方式、做事的方式。我之前不是一个很喜欢去表达自己的人，但是我现在会愿意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还有一点，我的选科是历史、生物和化学。我在高中阶段最喜欢的两个科目，一个是历史，一个是语文。我觉得这肯定跟在讲坛学到的东西是密不可分的。这两节课就像在我的舒适区一样，很多东西之前在讲坛都有学过一遍。 我： 我有时在学校听历史课，语文课，有一些会涉及到讲坛之前讲过的内容（但学校肯定没有讲坛说的这么深）这时候会有一种非常惊喜的感觉。 学姐： 有一种莫名的串联感。我可能都已经忘记什么时候在讲坛学到了，但是就是会让我对这一段很有记忆。 关于过去和现在 我： 之前在双语的教室上课是怎样的，和现在有什么区别？我记得21年左右，我们还会去樊老师在学校的教室里面读书，疫情过后就在沧州路的社区活动中心了。 学姐： 双语的那个教室其实很大。我觉得整体的模式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那个时候除了樊老师会进行主线的讲座，有的时候还会请到各种其他方面很厉害的老师过来做讲座。我记得我们每个书院当时还要负责布置自己的一块展板。当时教室里面挂了一块非常大的地图。 学姐： 那个时候感觉学长学姐们都特别厉害，大家有的时候讨论的氛围会非常激烈。 永远的精神家园 我： 在讲坛你有什么比较敬佩的老师和同学？ 学姐： 大家我都觉得很佩服，都觉得很厉害，我不是一个很会安排自己时间的人，各位老师在工作之余还能够在讲坛带读，我觉得这已经是我能做不到的点了。我可能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自己读书上面。 我： 其实我也不是一个非常善于表达自己观点的人，但是讲坛有些同学逻辑非常清楚、知识面很广，感觉他们真的很厉害。老师你之前有没有碰到过这样很厉害的同学？ 学姐： 有的，当时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书院的院长学长学姐们都很厉害。名字我有点记不清了，很早之前了，我们文哲还有文史的院长，还有傅亦婷学姐，她之前也来当过助教，特别厉害。 我： 哪些时候老师你会觉得讲坛是一个真正的精神家园？ 学姐： 我们出去行走的时候、在樊老师家聚会的时候、包括毕业典礼。还有，任何能够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都是。 学姐： 再补充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改变是我之前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做错，或者说我说的不好，就不敢说。但是现在我觉得说错了也没什么。 学姐印象中的讲坛、感受到的氛围、认识的同学似乎都能与我周围的环境进行完美的对照。还是有偶尔的激烈辩论、樊老师还是在挂着的巨幅地图下指地形、还有几个令人憧憬的院长同学。讲坛依旧是大家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尽情抒发思想的地方。至少在我们看来，讲坛没有什么大变化。只是她从学生成长为助教，而我仍是那个寻找勇气的高中生，是我们站在不同的视点。 学业和讲坛的平衡、学生和助教的差别、个人的成长…哪怕在心中预设了“标准答案”，与听到学姐亲口说出自己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及那句“说错了没什么”，比起我曾经这样暗示自己，亲耳听到显然让我找回了更多的勇气。比起寻找答案的访谈，不如说这是在由不同的人，在两条时间线下讲述的同一个故事。

所谓“杀哥”一词，带着极大的恶意。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起这样的名字，可直到上完课，我突然就有点懂了，这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外号，就像现在一直喊的“死装哥，死装姐”一样，带有恶意，而这样的话出现在网络上，已经属于是网暴了，本来就崩溃的人，接下来又会怎么样？我觉得这对他也很不公平，或许这就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行中杂思 （好像真的想不出什么好名字） 面对着空白页无从下笔，于是又反复地读了同学们提交的作文和反馈。两周时间，那些不巧被我丢下的碎片从文字中复现了。踟蹰不定，不知是应该着重描绘彼此共处的细节（按讲坛的话说，就是“现场感”啦）、还是偏重于更“学术”的思考？蓦然回首，才发觉两者并无轻重之分，已经好好地融合在一起，在心底、在青海湖的一片夜色中…… 两年前、半年前、两周前，时间的变化如同在穿越河湟谷地的大巴车上，耸立的山脉，高原和台地不断地后退，却没有尽头，怎么也走不完，又似乎在循环；如同青海湖水又漫过了我们的脚印，一次次冲刷，好像自然洗礼。珠江上游追到黄河源头，要穿越秦岭，恐怕开车要整整一天。两年光景，略带疲惫地拖着行李箱迎接干热的空气，眼中还倒映着刚在飞机上俯瞰的奇景，再次，共同踏上这段只此一回的旅程。 我不能在开头挺起胸膛说两年间我获得了多少成长——毕竟还有这么多我无法应对的突发情况和挑战。小组同学接连病倒；作为高年级同学，要为五年级学妹做榜样；况且，我的知识储备也无法招架老师的连续追问，和室友互相丢话筒是常有的事（对不起）。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请加入地理组，救救我吧！ 两周之后再回想，这些片段已成为了我记忆里很柔软的部分，亦或是文章中轻松俏皮的谈资。无论普通的日常还是“状况外”，都化为值得铭记的事情，在讲坛的话那也正常：饭桌上听老师大谈教育之道，然后用语音电话转播出去；晚饭时从天而降的墙皮，引来所有人的围观；在行走群里一起发那些半真半假的玩笑话；洮河上，迎风响起一首《黄河大合唱》，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在塔尔寺，大家争相帮老樊找寻与四十年前重合的拍摄点啦……这样的事情，相信每个人都能毫不犹豫地列出一长串吧。 在这片土地上，佛是有的、真主安拉是有的、信仰是有的。一个孤立在科学世界太久的外乡人，只能噤声，“封建迷信”之类的话再说也显得过于苍白。况且，那些在塔尔寺磕长头、久久不愿离去的信众，难道只是苦苦求得一个奇迹？宗喀巴大师创立黄教的故事我只略知梗概，也不由得将其称为史诗般的壮举。那些不远万里来到先师祖地的、虔诚的信徒们，恐怕已经将这个故事默念了千百遍吧。叩拜、俯首，求索智慧、感恩法源。千百年间，一如往常。 东关清真大寺没有阿拉伯式圆顶，也日复一日地响起宣礼声。包裹黑色头巾的身影，与晨昏线交织在一起，涌入游人逐渐稀少的大寺。戴头巾的、不戴头巾的、前来做礼拜的、为客人包装酸奶的、在餐馆里忙于招待客人的穆斯林女性，见了很多。以采访任务的名义与她们搭话，内心也的确有不少好奇。她们中有而立之年便养育两个孩子，经济拮据，从附近的少数民族区来闹市工作的女人；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在问她“为什么不戴头巾”时羞涩一笑，使我也心生窘迫和歉意；更多素不相识的穆斯林们与我擦肩而过，他们心怀相同的信仰、面朝同一个方向祈祷。太阳西沉、宣礼声响——霎时，距离消失了，身份的差异也被抹去，只有一颗虔诚的心在齐声跳动着……宗教中国化、去宗教化的背景下，什么被替代、又有什么被保留？行走之前与老师有过这样的讨论，既如此，我想已不辨自明。 一路上，走过很多博物馆。有的时候，我们挤在一间逼仄的小方盒里，那尊佛像、那个陶罐被从厚土中剥离出来，独自伫立在灯光汇聚的地方。周围游人如织，却无人蹲下瞻仰，我觉得那里空得只剩下风。有的时候，它们一齐沉睡在寂静的玻璃柜中，战国的玉琮，挨着清朝的。偌大的展厅，反而显得更凄清。没有游客、没有名字。我们被催促着离开，再回望，那里已是一片漆黑的死寂。 蛙纹、鱼纹、鸟纹的陶罐，在马家窑遗址看不到一只，我们仍抱着某种朝圣的虔诚感，气喘吁吁地拾级而上，看黄土台地在四周抬升。遗址就在半山腰，同学们怎么都急着上去了？本来因樊老师还未来，总算可以稍作休息而内心窃喜的我们，听到这话，顿时无语凝噎。马家窑的先民当然不会把家建在博物馆里，山顶也不如台地更平整、接近水源而难以被洪水侵蚀。我全忘了，也不知为何将登上山顶作为此行唯一的目标。 从另一侧下山的时候，经过一个又一个缓坡，心灵与视线豁然开朗。站在黄土台地上，顺着老师目光的方向，仰望身后那一座巨大孤峰，如见神邸。那山上有什么呐？会不会住着神鸟、还是隐居的仙人呐？我脖子酸麻，眼睛也被阳光刺痛了，那山的高大身影变得模糊，幻想的世界却逐渐清晰起来。抽象的世界、信仰的世界，就从这样的仰望中铺陈开来，细细密密的，成为彩陶上的花纹，成为文明的源头。 “神圣性”这种词，早已成为答案的标准模板。而我站在山下，那静静伫立的山已经这样告诉我，就像千年前告诉那些先民一样。不需要标准答案、不需要展板介绍，只留下一颗浸润在自然中的心。 此行过后，我好像有点“信”了。相信自然有使人顿悟的能力；那些晒得黑黝黝的藏民和回民，比我们更接近太阳。熟悉的老师同学、萍水相逢的本地人…相信我们的心灵在七天时间已经紧紧地相连。相信的确存在这样一个佛国世界、信仰的世界，愿意透过愤怒相窥见其中的保护与崇拜。在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上、离家几千公里的土地上，陌生的文化与宗教环境中，好像离什么都远了，一周时间，我们却用心与这里建立了无法切断的联系。要说我比起几年前的行走有什么改变，可能是这样的联系更紧密了。每一个来到的地方、见过的人，对此我都似乎有一种无法割舍的、乡愁般的情绪。这样的情感，恐怕是怎样也忘不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