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家园

这次的行前讲座标题是黄惶青藏路，也是讲坛少有的进行的第二次重复的行走，同样是从历史开始讲起，同样我也对之前提出的问题有了解答。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印度要绕一圈从河西走廊将佛教传入中国，通过这一次讲座，我知道了河西走廊对于世界各文明的重要性，因为河西走廊真正做到了一个文明枢纽的作用，他就像一个十字路口接通了中国印度希腊等地，也因此河西走廊周围的地区如敦煌等，其中有许多其他文化的影子

一、王后：“我不知道是该怎么做，当一切都如疾风骤雨般发生时，我只能顺应这些变化，无论它是有多么罪恶——啊，我是被权利腐蚀了头脑，蒙蔽了双眼，还是这真的是我的意愿呢？” 二、哈姆雷特的疯是为了复仇而做的前期准备，他保持着理智，所谓“疯”也只是为了目标服务。 三、我认为可能是人失去一些东西之后才能有所改变。

故园无此声 ——《寻找家园》中的人物悲剧 1.《兰姐的标本簿》 兰姐可以说是让我觉得很可爱的一位姑娘，她感性、她有不切实际但天真的梦想、她有自己独特的爱好、她有自己的个人世界。但也这只是以前的兰姐。当她说起自己的标本簿在“文革”中被烧掉、说是封建迷信的时候，简直就和叙述自己丢了一样不起眼的东西似的，太平淡了、太麻木了、太悲剧了。植物标本簿对之前的她来说太重要了，她要根据这个写一本《江南植物志》，可以说这本标本簿承载着她年轻时候的一切理想。但是，当她被中式家庭的婚姻所消磨、当她被十年浩劫带来的苦难所折磨，她的感性、她的梦想、她的爱好、她的世界，都被磨平了。植物标本簿被烧掉了，她年轻时的梦想付之一炬，曾经的那个姑娘的身影也随火焰消失在现实中。但这可不只是兰姐，当时那么多的年轻姑娘、年轻人，都是这样被消耗的。这不仅是一个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2.《军人之死》 其实一直没有太理解张元勤收到家里寄来的衣服后为什么要躲在被窝里哭。后来我想，我不理解，是因为首先我物质生活充裕、其次我精神世界充裕，也就是说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有东西在支撑着我。而在那种环境里，这些人的物质必然匮乏；其次他们的精神太脆弱了，有时候说一句无关紧要的话都会被拎出来大批特批，一件事做的不好就会被写大字报，那种无形的压力是人们不可想象的。在这种极端恐怖的环境下，人受到一点点的温暖和关心都会崩溃——那种崩溃不仅是感动，更是诚惶诚恐。回归主题，这一份来自家乡的衣物是张元勤唯一能与家园产生联系的渠道，他的哭泣，或许也是在泪眼婆娑中寻找家园，寻找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家园。 3.《天空地白》 茨林说出“这个太破了，干嘛不买个新的”“真是奇了怪了，我们干了什么呀”的时候，颇有“何不食肉糜”的盲目，我本以为她和作者的思想根本走不到一块，思想和地位的深层分歧太多了。结果他们却结婚了，这或许有些互补之感。而茨林和她的一家后来却成为了被批斗的对象，茨林也告病而终。或许这是上天对他们命运的安排吧？原本这样一个对现实感到优越和盲目的女孩，与高尔泰结婚，最后却也落得和高尔泰、和当时许多悲惨的人们一样的下场，宿命使然。在茨林的送殡仪式上甚至也有妇女说“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是啊，在当时连一个普普通通病死的妇女都会被说成“为革命牺牲”，在正常不过的病死却被升华为了牺牲，正如高尔泰所说，该感谢还是该愤怒？无疑是愤怒的，被革命迫害的人却要被说是为革命牺牲！李茨林恐怕死也不能瞑目了吧？他们的女儿高林也因迫害而患上精神分裂症，早于高尔泰离开人世，李茨林连死之后许久都不得安宁了！或许又和兰姐一样，是当代女性普遍的悲剧吧。总之，高尔泰的三段婚姻，我认为他是对李茨林的死感到最为惋惜和愤懑的。 4.《寻找家园》 这本书的题目让我想起了我们曾经读过的《乡关何处》，二者都给人一种“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沧桑感。寻找家园，家园又在何方呢？何时又能寻找到家园呢？家园是否还真的存在呢？高尔泰在自序里说道，所谓的家园也只不过是他记忆中、又或许是梦中那个美丽而幽静的故乡，而在钢筋水泥的现代城市，这样的家园已经不复存在了。我相信新生代之所以会说“原来高尔泰就是我呀，我就是高尔泰呀”，是因为高尔泰在书中描写的这个家园是所有人心中一个不成熟的幻想，即使我们从小就生活在现代主义泛滥的城市中，也依然向往那静静流淌穿过乡村的林间溪流。无数乡村的人顺着溪流的方向到城市中去，又有无数城市居民逆着溪流的方向回到自然里去。为什么会逆城市化？为什么会有返璞归真的心理？都是因为那个心底最深处，寻找家园的幻想的吸引力。家园有什么？不只有树林河流乡村天地，更有我们现代难以获得的一份恬静，更有或许陌生但志同道合的伙伴，更有未曾经历过动乱年代的那颗纯净的心灵……

引言：我对心理学很感兴趣，不论是学校的课题报告，还是讲坛当时布置的结构化思维应用，都与社会心理学有关。因此在挑选采访对象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薛贞学姐——疫情期间我在线上聆听过薛老师的心理讲座，去年又聆听了薛老师的“情绪小怪兽”讲座，都收获颇丰。借着这次采访的机会，我将采访内容整理成文，呈现“薛老师与讲坛的故事”。 樊老师曾是育鹰小学的语文教师，薛老师曾是樊老师班上的学生。樊老师是班级里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老师。初二时樊老师离开了育鹰小学，薛老师和同学们都感到非常不舍。樊老师也感同身受，于是在之后召集同学们一同参与他的人文公益讲坛，每周不辞辛劳，挤出宝贵的时间为同学们授课。 加入讲坛后，薛老师参加了许多次讲座，课程内容涵盖了古今中外的文学、哲学、历史领域。据薛老师回忆，在讲坛的三年时间里，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俄国文学讲座。当时她选读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起初认为这本书没有清晰的线性叙事，前半部分太啰嗦，大量描绘贵族沙龙里的社交场景，而这些场景离她很遥远，加上大量密集的心理描写，尤其是一些她当时看不太懂的“思想交锋”，让她觉得没有太多读下去的兴趣。于是薛老师在讲座上如实说了。但樊老师并没有因此批评她没完成任务，反而接纳了她的想法，并且鼓励她尽可能地坚持读完再进行评价。尽管当时对薛老师来说这很困难，但她还是坚持读完了，才发现书的后半部分颇具张力，在感情上的冲突十分有冲击力。薛老师谈到，《白痴》对她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学习心理学以后，她发现这本书里的人物描写有大量的哲学思辨，以及借助内心世界的“混乱”所表达出的细腻情感，而那些层层递进的感情也显得格外真实。如今再回头看这本书，薛老师的心境已是不一样了。在薛老师看来，敢于表达真实想法的品质对讲坛学子来说是很宝贵的——不过她在采访过程中也提到，“表达真实想法”这一点需要看情况，一方面要考虑聆听者是否能够接受自己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也要看自己的状态和感受。 谈及讲坛对自身的影响，薛老师认为讲坛对她思想观念上的转变有突出贡献。首先是养成了读书习惯。尽管薛老师有工作、带娃等多方面的压力，她仍然坚持读实体书，阅读的书目既涵盖精神分析、人格障碍治疗等专业书，也有中国建筑、园艺、传统文化等与讲坛课程息息相关的书。 其次是对工作专业领域的助益。薛老师的第一份工作是做公益项目，随后从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工作，至今已逾七年。心理学的理论最早起源于西方，带有浓重的西方哲学色彩。由于讲坛课程涉及哲学领域，薛老师理解起来并不觉得费劲。在学习心理学各个流派的过程中，她也在努力实现心理咨询的本土化。她以荣格为例——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是个中国通，他的理论与薛老师曾在讲坛接触过的中国道教思想相贯通，让她觉得亲切并且豁然开朗。她因此深入学习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和以荣格理论为基础创立的沙盘游戏治疗，在“一沙一世界”的方寸间帮助来访者实现内心的整合。 此外，薛老师提到，在进行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她也形成了自我的修通。讲坛让她从初中开始就拥有了系统化的阅读体系，这使得她能够从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在为人处事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人为什么要活着”这类终极问题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这种辩证看待事物的观点和涵容的态度，也在治疗关系中影响着来访者，帮助他们以全新的视角、全新的思维模式去看待和分析问题，而不是只看到阴暗面，局限于眼前的痛苦。 除此以外，讲坛的启蒙也让薛老师对传统文化保持长久的热爱。喝茶、练毛笔、写小说、琵琶——正如薛老师所说，这些兴趣爱好都让她能够在浮躁的大环境里找到一处栖身之地，找到精神的寄托。 谈到目前的职业选择时，薛老师告诉我，她现在任职于上海市民办新世纪中学，是一名心理老师。在担任心理咨询师时，她从未考虑过教师这个职业，但是受樊老师影响，她始终对教师这个职业怀有憧憬。薛老师回忆，樊老师当年授课时，既有严谨的底线，又充分包容所有真实想法，这成为她职业路上的榜样。因此，在猎头询问她是否考虑当心理老师时，她既忐忑又憧憬，既希望自己能成为学生时代最渴望遇见的樊老师那样的老师，又害怕自己做不到。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情，薛老师一次性便通过了教师资格的所有考试，随后幸运地来到了民办新世纪学校。如今的她满怀热忱开展心理课堂，认真对待每一位前来心理室倾诉的学生。薛老师介绍道，她的心理课堂延续了讲坛和樊老师的特点：没有唯一标准答案，鼓励学生表达独立思考与个性化观点。她认同教育具有滞后性，很多思想、认知的种子不会立刻开花，但只要耐心种下，终有一天会生根发芽。薛老师还解释了自己心中的“人文关怀”，也就是“松弛感”和“包容心”。 采访的最后，我还咨询了薛老师有关我课题报告的相关事宜。我的课题报告围绕“探究虚拟与现实性格一致性对青少年社交影响”这一主题展开。薛老师不仅从正文切入角度、问卷设计等方面给我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并且回归现实，针对在现实中如何与线上线下身份割裂的同学相处这一问题给出了专业的理解和解决方法。 从讲坛学子到心理教师，薛老师的成长之路正体现了人文讲坛行读万里、知行合一的理念。薛老师与讲坛的故事也印证了：真正好的教育，是让一个人在成为更好自己的路上，走得更加笃定、更加辽阔。

所谓“杀哥”一词，带着极大的恶意。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起这样的名字，可直到上完课，我突然就有点懂了，这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外号，就像现在一直喊的“死装哥，死装姐”一样，带有恶意，而这样的话出现在网络上，已经属于是网暴了，本来就崩溃的人，接下来又会怎么样？我觉得这对他也很不公平，或许这就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行走作文 虔诚行者 从青海回来，左耳聋了三天。我如同浮在半空，声音离得很远，莫名有些神圣。 上海几乎没有海拔，兰州是一千多米，西宁两千，青海湖有三千多。即便我不是任何教派的信徒，身体却也不得不随着地面一同攀升。人被大地高高抬起，远古的神明愈来愈近，心也不免虔诚起来。记得五六岁的时候去过莫高窟，那会儿我还很矮。造像都塑在石基上，壁画也耸立着，一切都必须仰视。仰起头就看不见地面，所以整个人都像是飘飘然地被微光笼罩着，让人有信奉的渴望。十多年来，这种宁静、纯粹的感受在世俗浸泡下已经慢慢褪色了，此行再去甘青，亦如同给记忆中的神迹重新上色，让它们带着我飞到天上去。 七月的青海湖上下着阴冷的雨，有白鸥飞过，忽地掉进水里，成了海上的一朵浮沫。没带伞，冰凉的雨顺着发丝流向身体。海风吹着，我站在那里瑟瑟发抖，却感到燥热，热得我几乎要流眼泪。一整个人都很浑浊，心神不宁。思绪像解不开的线一样缠绕——行走结束，很快又要回到现实，被数不清烦人的债务追着逃，而未来又如那凄清的天与海一般看不真切。风声、海声、雨声中，七日里的一个个片段，浪花一样，一阵一阵涌上来…… 我看见了赤褐色的、温暖的土，那是临洮的土的颜色，也是陶器的颜色。四五千年以前，马家窑文化曾辉煌过。几百年后，文明渐渐奚落，走向衰亡，在历史中死去了。这本是一件常事，但许多古文明依靠现代发掘也有了第二次生命，可却没人讲起马家窑的故事。它似乎就此长眠了，被葬在洮河西岸的黄土之下。它等待着，漫长的等待，等着一个虔诚的人将它唤醒……它或许等到了。那天，樊老师说起七八年前的一件事，他们去临夏博物馆，看见马家窑临时展，已接近闭馆，但讲解员见他们有兴趣，急急忙忙又开了灯，讲起那一个沉默了太久太久的故事。事后，才知道，她在马家窑遗址工作，民间组织，是自发的。为了宣传马家窑文化才去大城市策展，她为着这彩陶文化着迷，痴迷到一种虔诚的境地。能听到这样的事又何其幸运呢。但愿她所深爱的文明能被更多人看见。 我看见了灰黄的、参差的悬崖峭壁。倾斜的、层叠的侧壁上凹凸不平。细长的大寺沟伸进峡谷之中，岩石含着大大小小的洞窟，也许里面曾有一万尊佛像。下船，沿石头栈道一直走，尽头的一片就是炳灵寺石窟。正午的日光刺在身上，皮肤火辣辣地疼，眯起眼，看昏暗洞窟里彩绘的壁画。那幅画是魏晋时期的，正中央的佛盘坐，瓷白的脸上有一个静谧的微笑，身着青布薄袈裟，衣服上的褶皱条条分明，表现刚出浴时全身纤尘不染的洁净，纯粹的圣洁。稍稍蹲下，以一个尴尬的姿势仰视它，在淡青色中，热意反而消退了几分，似有凉风拂过，让人觉得神奇……最先的猜测其实有误，那些石窟并不全是佛窟，有的是为了安装脚手架而凿，那些卡在洞里的粗棍引人想象——想象在同样的暴晒之下，工匠悬在高处，叮叮当当地敲打，一锤一锤，一年一年，只有昼夜风雨和愈发凹陷的山壁在变化着。从西秦一直到唐代，陆陆续续地开凿，从明朝至今，陆陆续续地修复。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站在一尊几乎与远处小山头齐平的弥勒大佛下，都会有那么一点虔诚，对过去的人，对时间，也对信仰。 我看见了雪色的白塔、鎏金的殿顶和五彩琉璃瓦，在日光下明晃晃地闪烁。塔尔寺是金碧辉煌的。摸过花寺里的母亲石，看过小金瓦殿里的野兽贡品，转过一排排的转经筒，穿过狭长的走廊。走到大金瓦殿，人头攒动，我们狼狈地涌进殿内，又挤出来。殿外，相较之下显得疏朗，铺着六块长垫，有几个信徒在上面磕长头。大多上了年纪，身材矮小，肤色黝黑，脸上沟壑深邃，穿的也许是藏袍，色彩有些繁复。他们双手合十，触碰头顶、喉间、胸口，之后双膝下跪，趴在地上，双手向前平伸，额头叩地，再起身，再叩首，如此循环，嘴上念着什么。他们几乎不被吵吵嚷嚷的人群打扰，很少四处看，永远是正对着大殿，眼里满是认真。听说每日大概要磕几百下，到十万个才算完整。我对他们肃然起敬，这样的事我不可能做得到，我也没有一颗如此洁白无瑕的心。他们都是普通人，却凭着一颗存粹的心，凭借着虔诚的相信，坚持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修行，也享受着旁人难以理解的，圣洁的幸福…… 想到这里，一只白鸥突然又飞起来，划破平静的海，也穿透了那些幻相。它努力击打着海风，一瞬间去到了看不见的地方。知道这一切就要结束了，几个小时后，我将回到百无聊赖的生活里，可心情却好了些。那种仰视神灵的感受，我似乎又能体会到了，大约就是所谓的“虔诚”吧。也许生活里并不容易有如此宗教性的神圣时刻，幸而感受是相通的。未必是对佛，对身边的人，对理想，对爱的一切，也都应多有一些纯粹。 讲一个故事，凿一万尊佛像，磕十万次长头。 是啊，关于虔诚，我还有好多要学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