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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周讲座的要求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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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本周六讲座,先是时文讨论,再是关于人类进化的讲座。因为周日是工作日,所以作业提交截止时间放宽到9月27日22点30分(和中秋诗会作文提交时间一致)
  • 属于西方文学的预习作业。这是课堂和个人阅读思索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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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王后:“我不知道是该怎么做,当一切都如疾风骤雨般发生时,我只能顺应这些变化,无论它是有多么罪恶——啊,我是被权利腐蚀了头脑,蒙蔽了双眼,还是这真的是我的意愿呢?” 二、哈姆雷特的疯是为了复仇而做的前期准备,他保持着理智,所谓“疯”也只是为了目标服务。 三、我认为可能是人失去一些东西之后才能有所改变。
  • 读书小组预习和反馈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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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梓琪
    说实话我还是感觉这两篇文章是很离谱的,这里我就很好奇,为什么这样两篇近乎没有逻辑的文章为什么还会被写出来,我认为他一方面可能是用极端夸张的故事来反应当时社会的现状,但又想一下,有没有肯能是应为当时的人们,甚至包括现在,都是对这种故事离谱类型的文章,比较喜爱(读)呢?是否也是为了满足当时读者的一个受众的喜爱程度呢?
  • 每月习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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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心语
    行读卅五山水远,月满长照万古征 ——记樊阳人文公益讲坛第十八届中秋诗会 今年是讲坛三十五周年,也是第十八届中秋诗会,走过十八轮月圆,这场月下相聚已然“成年”。 于我,这是踏入讲坛后的第三场中秋诗会。 这次,我不再仅仅是舞台上的演绎者,而是身兼数职:节目负责人、登台演员,同时也是四位主持人中的一员。 台前聚光、后台奔忙,那些混杂着各种心绪的细碎瞬间,都沉淀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特意为诗会备了一身古装,衣料垂坠,带着淡淡的织物柔光。抵达讲坛之后,闺蜜的姐姐和她的母亲围过来,为我细细上妆。眉笔勾勒眉峰,薄粉晕开面颊,抬眼望向镜面,恍惚间真似从古画卷轴里走出的人影。 等候开场的间隙,兴奋和忐忑一同缠在心头,我的指尖一遍遍摩挲主持稿的纸边,纸张被揉出浅浅的褶皱。好在主持是我熟稔的事,当真正站进聚光灯之下,周遭人声缓缓沉静,那份慌乱便渐渐消散,从容自心底慢慢铺展开来。 回望过去两年,我的心境变化清晰可感: 去年我还被困在初三的题海当中,讲坛于我,是得以短暂喘息的精神角落。而如今我刚刚迈入高一,眼下尚且没有考试排名,可学习进度推进得飞快,作业量陡增,学业压力实实在在压在身上。除此之外,我还要适应全新的班级,认识一群陌生的同学,同时承担团支部书记的职务,各类班级事务接踵而至,生活被新的责任与变动填满。 也正因如此,今年站在主持人的位置,我得以窥见整场诗会完整的模样,这份相聚对我而言,也多了一层别样的重量。 灯光聚焦于台上,台下亦是鲜活的人间图景:有的同学身子微微前倾,目光紧紧追随着剧情,随人物命运蹙眉动容;不少家长放下手机,不忙于拍摄,只是安静地沉浸于现场;助教老师们安坐席间,眼底含着温和的笑意。 台上台下并非割裂的表演者与看客,我们共同沐浴在三十五周年的月色里,共享这一场人文的相逢。 还是想记录下我们文哲书院集体改编的歌曲《藏·珍》。这是我们投入很多心力的一个节目。最开始排练并不顺利,有的同学记不住大段的歌词,段落之间的换气、声部衔接总是乱掉,唱到间奏的衔接处,常常有人快半拍,也有人慢半拍。一遍唱完,大家站成一排,互相望着,气氛有一点闷。 往后的一个个周六,我们就在固定的排练时段里一点点往下磨。有人把歌词抄在小纸条上反复默念,停下来分段抠每一段旋律,反复对齐前奏、间奏的切入节点。慢慢的,混乱少了,旋律渐渐收拢到一处,整首歌的感觉一点点出来,排练厅里终于能听见完整、流畅的歌声。所有人其实都在咬牙努力。 可真正站上正式舞台,意外还是发生了。现场伴奏音量压得很低,台上听不清基准旋律,慌乱之下不少同学又被打乱节奏,歌词出现卡顿,最终呈现,远不如排练后期的状态。 一曲落幕退场,失落沉沉漫上来。但站在三十五周年这个节点,我慢慢与这份缺憾和解。 世间本就少有全然圆满的结局,就像花开必有零落,时间既是收藏,亦会容纳残缺。讲坛三十五年的行路,同样遇过风雨、经历过失利。不必强行抹除遗憾,不如把这一份不完美,也一并交付今夜的月光。那些周六下午反复打磨的时光、不断纠错的练习、登台的惶惑、这份小小的失意,同样属于少年珍贵的收藏。 我们书院的另一部重头戏,是过铭辰编导的短剧《未必乡情胜客情》,演绎古建守护者陈从周先生的一生,我饰演官员乙。 在我最初的初步认知里,官员乙是一个十足的反派,正是他步步紧逼,几乎将陈从周老先生气得昏厥过去。 排练之初满是轻松的笑场,只要我和饰演陈从周的杨沁彦目光相撞,便忍不住失笑,台词屡屡被笑声打断。彼时我们只把角色当成一堆需要背诵的文字。 随着一遍遍走台、细读剧本,我们才剥开表层台词,触碰到人物内里复杂的矛盾。 我所扮演的官员乙,并不是“脸谱化”的恶人。他真切向往城市现代化的蓬勃,相信时代建设理应优先,在他的认知里,旧砖瓦理应为现实发展让步。只是他看不见古建砖瓦之下沉淀的千年文脉,不懂文化一旦断裂,是多少物质财富都无法赎回的损失。这是那个时代十分真实的一种立场。读懂这份局限,我便不再把他演成蛮横的反派,而是演出那份理直气壮,以及认知壁垒带来的固执。 正式演出的对峙桥段,短暂忘词,心跳骤然擂动,所幸很快接住剧情,整体的完成度尚可。当台上陈从周颤抖着喊出那句守护文脉的呐喊,即便我身处角色之中,内心依旧受到重重震动。守护文明从不是浪漫的诗篇,而是个体赤诚与时代洪流之间艰难的博弈。 而整场诗会,我想许多同学都会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我认为的最叩击人心的当属三十五周年特别环节——辩论赛,议题为讲坛应当坚守传统,还是不断革新。 屏幕播放往届十八届诗会负责人的采访影像,当作送给“成年”诗会的贺礼,一代代人的中秋记忆,在光影之中缓缓流淌。 正反两方唇枪舌剑,辩论落幕,大家共同抵达共识:守人文之魂,易时代之形。真正不能舍弃的,是独立思辨的能力,是追寻理想的本心,是塑造完整的人的人文内核。 随后一张张明信片递到每一个人手中,问题落在纸上:“你认为三十五年来讲坛不变的是什么?” 偌大的会场倏然安静,只余下笔尖摩挲纸片细碎的沙沙声响。在场的学生、家长、助教,都低头认真思索书写。 我思考片刻,最终落笔写下——“热忱”。 步入高一,学校生活处处都是新的挑战。虽然暂时没有排名的裹挟,可紧凑的课业、繁杂的班级工作、需要慢慢磨合的新人际关系,一样会带来沉甸甸的消耗。 但讲坛是喧嚣尘世里一方难得的净土。 在这里,学业的重压、班级事务的烦扰暂时退居其次,少年之间多是纯粹的欣赏,少有世俗的攀比。听过许多往届学长学姐的故事,我愈发明白,这份滚烫的热忱,才是三十五年从未褪色的底色。在纷繁的高一新生活里,能拥有这样一处精神归处,何其珍贵。卡片终会被回收,但月光下那一瞬间的思索,似乎已经镌刻在心底。 坛歌《以人文得自由》是每一届诗会不变的开篇合唱。 三年唱同一首歌,情感却是层层递进。第一年尚要依靠稿件;去年歌声里浮起行走路上的山河风物;今年站在三十五周年的现场,望着身旁一众心怀热爱的同伴,才真切读懂何谓“以人文得自由”。 这份自由无关世俗功名,是思想挣脱桎梏,灵魂得以舒展。 另一首岁岁传唱的便是《水调歌头》。世人大多记住词句的圆满祝愿,却常常忽略苏轼苏辙兄弟一生聚少离多的怅惘。今年闺蜜所在的文史书院,将这首词揉进原创剧目《雨未歇》,演绎手足之间跨越离合的精神羁绊。 肉身可以远隔千山万水,精神共鸣便不算真正别离。剧目落幕,院长与导师登台,全场一同放声歌唱。 第一年我只是随声附和; 第二年读懂离别之叹; 今年仰望中天明月,更深地体会讲坛的聚散。 不少老会员早已离开线下会场,精神纽带却从未斩断。 月亮见证人间来去,只要薪火接续,我们就从未真正走散。 各个书院的节目轮番登场:汉文的戏剧新编、行走主题的纪实演绎、西文的戏剧与歌曲、合唱曲目……其间穿插证书颁发,向捐赠者、家长志愿者、公众号老会员表达谢意。三十五载行读山河,从不是少数人的孤军奋战,无数师长、家长、往届学子默默托举,才有这一方人文天地。最后樊老师的讲话,沉淀下三十五年人文教育的初心。 行文至此,还是想说——祝讲坛和大家都能在自己的人生行路上,越来越好! 演出全部结束,喧闹渐渐平息。诗会落幕之后,才有了属于我们的仪式时刻。 依旧是我们几个,重新走到讲坛那一处熟悉的角落。 去年中秋,我们四人便在这里留下合影。景物如故,站在这里的依旧是我们。快门按下,又一张相片定格。 人海之中相逢易,岁岁故人同在却很难得,这帧照片,妥帖封存了属于我们的一段时光。 回望此次中秋诗会,我穿梭在台前幕后,看见一个个周六完整时段里反复的排演,数遍打磨修改的剧本,临场失误的慌乱,伙伴之间无声的打气。这里有高光时刻,也有窘迫遗憾,有开怀欢笑,亦有焦灼不安。 时间总是向前奔流,许多细碎的具体感受终会慢慢淡去:舞台上的失误,一时起伏的情绪,排练时琐碎的烦忧…… 但有些体验,会实实在在留在心底。 我们奔赴这场中秋诗会,本意并不在于刻意去对抗遗忘,也不是背负多么宏大的传承使命。 而是身处这样一个温热的集体之中,真切体会人和人之间彼此映照的温暖。借由歌声、戏剧与文字,去触摸千百年历史文化浩荡的余波,去感受天地苍茫下,一曲跨越古今的乐章。 当下的生活充满变动,新的学习节奏、新的人际、新的责任,很容易将人困在个人的忙碌与局促里。 而今夜,我们聚在同一轮月色之下,和同伴并肩,与古人相逢。我们感受彼此的善意,也借舞台望向更辽阔的山河岁月。 这便是这场三十五周年诗会留给我的馈赠。 不必强求全然完美,遗憾亦是体验的一部分。 我们在这里相遇、共情、一同呼吸同一段月光。 <那便且吟且唱——卅五山河行已远,万古征途再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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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习问题: 1:人何以为“人”?是什么让人类不同于其它动物? 2:你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哪个时刻(发明,发现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最大的作用?   《人类简史》 第二章 知善恶树 ——尤瓦尔·赫拉利 第一章提过,虽然智人早在1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东非,但一直要到大约7万年前才开始迁移到其他地区,造成其他人类物种的灭绝。而在先前的几万年间,虽然智人的外表已经与我们十分神似、大脑容量也差堪比拟,但他们与其他人类物种相比却不占任何优势,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工具,甚至也没什么特殊表现。 事实上,智人与尼安德特人的史上第一次冲突,赢家还是尼安德特人。大约10万年前,有几群智人向北迁移到地中海东部、侵入了尼安德特人的领土,但没能攻下这个领地。至于他们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当地人过于强大,可能是气候过于寒冷,也可能是他们对当地的寄生虫无法适应。不论原因为何,总之智人最后就是黯然离去,而尼安德特人仍然是中东的霸主。 正因为智人的外在表现实在乏善可陈,学者推测,这些智人的大脑内部结构很可能还是与我们不同。虽然看起来和我们一样,但认知能力(学习、记忆、沟通)却仍然十分受限。换句话说,想让远古智人说中文、接受马克思主义信条,或是明白演化论,应该都是缘木求鱼。但就算是我们想要学习他们的语言、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可能也同样困难无比。 然而,等到大约7万年前,智人仿佛脱胎换骨。大约在那个时候,智人第二次从非洲出击。这一次,他们不只把尼安德特人和其他人类物种给赶出了中东,甚至还赶出了这个世界。没多久,智人的领地就到了欧洲和东亚。大约45000年前,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他们越过了海洋,抵达了从未有人类居住的澳大利亚大陆。在大约7万年前到3万年前之间,智人发明了船、油灯、弓箭,还有想缝制御寒衣物所不可缺少的针。第一项确实能称为艺术或珠宝的物品,正是出现在这几万年里;同时,也有了确切的证据证明已经出现宗教、商业和社会分层。 大多数研究人员相信,这些前所未有的重要成就,是因为智人的认知能力有了革命性的发展。学者认为,这些造成尼安德特人灭种、移居澳大利亚、雕出施泰德狮人雕像的智人,已经和你我同样聪明、有创意、反应灵敏。如果我们遇到施泰德洞穴的艺术家,我们已经可以学习彼此的语言。我们能够向他们解释我们知道的一切事物,不管是《爱丽斯梦游仙境》的冒险情节或是量子物理的复杂理论,而他们也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如何看待、理解这个世界。 大约就是在距今7万到3万年前,出现了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这也正是所谓的认知革命。会发生认知革命的原因为何?我们无从得知。得到普遍认可的理论认为,某次偶然的基因突变,改变了智人的大脑内部连接方式,让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思考,用完全新式的语言来沟通。这次突变,几乎就像是吃了《圣经》里那棵知善恶树的果实一样。为什么这只发生在智人的DNA里,而没有发生在尼安德特人的DNA里?我们现在只能说这就是纯粹的偶然。这里比较重要的,并不是这种突变的原因,而是突变带来的结果。智人的新语言究竟特别在哪,竟让我们能够征服世界? 智人的语言并不是世界上的第一种语言。每种动物都有着某种语言。就算是蜜蜂或蚂蚁这些昆虫,也有极精密复杂的沟通方式,能够告知彼此食物所在。甚至,智人的语言也不能说是第一种有声的语言。因为许多动物(包括所有的猿类和猴类)都会使用有声语言。例如,青猴(green monkey)就有各种不同的喊叫方式,传达不同的信息。像是动物学家已经确定,青猴的某种叫声代表着“小心!有老鹰!”,而只要稍微调整,就会变成“小心!有狮子!”。研究人员把第一种叫声放给一群青猴听的时候,青猴会立刻停下当时的动作,恐惧地望向天空。而同一群青猴听到第二种叫声(警告有狮子)的时候,它们则是立刻冲到树上。虽然说智人能发出的声音比青猴多,但鲸鱼和大象也不遑多让。爱因斯坦能说的声音,鹦鹉都能说,而且鹦鹉还能模仿手机铃声、摔门声还有警笛的尖啸声。当然,爱因斯坦可能有很多地方比鹦鹉强,但不论如何,语言这点可是远远不及。那么,究竟人类的语言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最常见的理论,认为人类语言最为灵活。虽然我们只能发出有限的声音,但组合起来却能产生无限多的句子,各有不同的含义。于是,我们就能吸收、储存和沟通惊人的信息量,并了解我们周遭的世界。青猴能够向同伴大叫“小心!有狮子!”,但现代人能够告诉朋友,今天上午,在附近的河湾,她看到有一群狮子正在跟踪一群野牛。而且,她还能确切地描述出位置,或是有哪几条路能够抵达。有了这些信息,她的部落成员就能一起讨论,该怎么逼近河边,把狮子赶走,让野牛成为自己的囊中物。 第二种理论,也同意人类语言是沟通关于世界的信息的方式。然而,最重要的信息不是关于狮子和野牛,而是关于人类自己。我们的语言发展成了一种八卦的工具。根据这一理论,智人主要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社会合作是我们得以生存和繁衍的关键。对于个人来说,光是知道狮子和野牛的下落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部落里谁讨厌谁,谁跟谁在交往,谁很诚实,谁又是骗子。 就算只是几十个人,想随时知道他们之间不断变动的关系状况,所需要取得并储存的相关信息量就已经十分惊人。(如果是个50人的部落,光是一对一的组合就可能有1225种,而更复杂的其他社会组合更是难以计数。)虽然所有猿类都对这种社会信息有浓厚兴趣,但它们并没有有效的八卦方式。尼安德特人与最早的智人很可能也有一段时间没办法在背后说彼此的坏话。然而,如果一大群人想合作共处,“说坏话”这件事可是十分重要。大约在7万年前,现代智人发展出新的语言技能,让他们能够八卦达数小时之久。这下,他们能够明确得知自己部落里谁比较可信可靠,于是部落的规模就能够扩大,而智人也能够发展出更紧密、更复杂的合作形式。 这种“八卦理论”听起来有点荒唐,但其实有大量的研究结果支持这种说法。即使到了今天,绝大多数的人际沟通(不论是电子邮件、电话还是报纸专栏)讲的都还是八卦。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再自然不过,就好像我们的语言天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生的。你认为一群历史学教授碰面吃午餐的时候,聊的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吗?而核物理学家在研讨会中场茶叙的时候,难道讲的会是夸克?确实有时候是如此,但更多时候其实讲的都是哪个教授逮到老公偷吃,哪些人想当上系主任或院长,或者说又有哪个同事拿研究经费买了一台雷克萨斯之类。八卦通常聊的都是坏事。这些嚼舌根的人,所掌握的正是最早的第四权力,就像是记者总在向社会爆料,从而保护大众免遭欺诈和占便宜。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无论是八卦理论或是“河边有只狮子”的理论,都有部分属于事实。然而,人类语言真正最独特的功能,并不在于能够传达关于人或狮子的信息,而是能够传达关于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据我们所知,只有智人能够表达关于从来没有看过、碰过、耳闻过的事物,而且讲得煞有其事。 在认知革命之后,传说、神话、神以及宗教也应运而生。不论是人类还是许多动物,都能大喊:“小心!有狮子!”但在认知革命之后,智人就能够说出:“狮子是我们部落的守护神。”“讨论虚构的事物”正是智人语言最独特的功能。 相较之下,大部分人都会同意只有智人能够谈论并不真正存在的事物,相信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情。如果你跟猴子说,只要它现在把香蕉给你,它死后就能到某个猴子天堂,有吃不完的香蕉,它还是不会放手。但这有什么重要?毕竟,虚构的事物可能造成误导或分心,带来危险。某甲说要去森林里找仙女或独角兽,某乙说要去森林里采蘑菇或猎鹿,听起来似乎某甲就是活命机会渺茫。而且,我们都知道时间宝贵,拿来向根本不存在的守护神祷告岂不是一种浪费?何不把握时间吃饭、睡觉、亲亲抱抱? 然而,“虚构”这件事的重点不只在于让人类能够拥有想象,更重要的是可以“一起”想象,编织出种种共同的虚构故事,不管是《圣经》的《创世记》、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梦世记”(Dreamtime),甚至连现代所谓的国家其实也是种想象。这样的虚构故事赋予智人前所未有的能力,让我们得以集结大批人力、灵活合作。虽然一群蚂蚁和蜜蜂也会合作,但方式死板,而且其实只限近亲。至于狼或黑猩猩的合作方式,虽然已经比蚂蚁灵活许多,但仍然只能和少数其他十分熟悉的个体合作。智人的合作则是不仅灵活,而且能和无数陌生人合作。正因如此,才会是智人统治世界,蚂蚁只能吃我们的剩饭,而黑猩猩则被关在动物园和实验室里。   《不存在的革命》 象征行为 莎莉·麦克布雷蒂 对死者的特殊处理 埋葬以及其他对死者的特殊处理,是现代人类社会象征生活中十分普遍的一部分。尼安德特人是否会有意埋葬死者,也因此长期被视为判断他们“有多像现代人”的重要证据。尽管遗址形成过程和早期考古发掘方法给判断带来了不少困难,目前研究者大体同意,至少相当一部分保存较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骨架是被有意埋入地下的。 不过,即使尼安德特人确实埋葬死者,我们也不能由此确定这种行为一定具有仪式或宗教意义。对于现代人而言,埋葬通常意味着对死者的尊重,并伴随着象征和仪式观念;但在史前环境中,埋葬也可能只是出于卫生等实际原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尼安德特人的墓葬通常缺少明确的随葬品。因此,仅凭一具完整骨架,很难进一步判断埋葬者究竟抱有什么思想。 甚至“这些骨架是否真的经过埋葬”本身,也曾受到质疑。完整骨架可能在某些洞穴环境中自然保存,例如落石、低温造成的尸体脱水等过程,都可能让尸骨保持较完整的状态。不过,这种纯粹自然形成的解释也存在问题:在欧洲、近东和非洲许多更早、同样保存动物骨骼良好的洞穴遗址中,我们并没有发现类似数量的完整人类骨架。这使得有意处理尸体仍然是一个合理解释。西班牙 Atapuerca 的 Sima de los Huesos 遗址中,至少32个人的遗骸集中出现在洞穴深处的竖井中,也可能说明早在20万—30多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对尸体进行了某种有意处置;但这些遗骸究竟是被人为投入竖井,还是由自然过程或食肉动物造成,目前仍不能确定。 对于智人,最早而且相对可靠的有意埋葬证据来自近东的 Qafzeh 洞穴。这里至少有四具早期智人遗骸被解释为有意安葬,年代大约在9万—12万年前,其中至少一具还可能伴有随葬品。这个时间点本身很重要,因为它远早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通常所说的“文化革命”。作者还指出,更新世期间尼安德特人与智人的分布会随着气候变化而反复移动,两者也曾在相邻地区生活。因此,甚至不能排除尼安德特人后来从智人群体那里接触并学习了某些埋葬习惯。 在非洲,中更新世目前没有明确的墓葬证据,但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对尸体进行加工的现象。例如 Bodo 头骨上存在石器留下的切割痕迹,说明死者面部组织曾被有意剥离。这可能与食人行为有关,也可能是一种死后仪式。南非 Klasies River 的早期智人遗骸同样存在破碎、切割和焚烧痕迹,而且其处理方式几乎无法与作为食物残骸的动物骨骼区分开来。作者并没有试图给这些行为赋予确定的象征意义,而是强调:史前人类对死者的处理方式显然可能比单纯的“埋葬或不埋葬”更加复杂。 非洲也有一些可能属于早期智人的真正墓葬。南非 Border Cave 出土了一具接近完整的婴儿骨架 BC3,发掘者认为它来自一个浅墓。如果它确实属于当地的中石器时代地层,其年代可能超过10万年。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婴儿身边还有一枚被穿孔的海螺壳,可能曾被作为吊坠。不过,由于这批遗骸多数是在较早时期发掘的,其准确地层一直存在争议,因此这个例子需要谨慎对待。 埃及尼罗河谷的 Taramsa 则提供了一个更清楚的例子。这里发现了一具约8—10岁儿童的完整骨架。孩子被以坐姿放入坑中,双腿弯曲,头朝上,墓穴随后被覆盖,而上方的中石器时代沉积仍然完整。其年代大约在距今5万—8万年之间。即使这些墓葬无法告诉我们早期智人是否已经拥有宗教,它们至少说明,对死者进行有意安排和特殊处理,并不是四五万年前才突然出现的行为。 珠饰与装饰品 装饰品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现代人类行为的重要标志,因为这类物品的意义通常不在直接的生存用途。穿孔贝壳、珠子或吊坠可以被佩戴在身体上,用来传达身份、群体归属或者其他社会信息,因此它们很可能是象征沟通的一部分。 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大量装饰品著称,而欧洲更早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几乎没有可靠的类似发现。这种差异曾经被用来支持“现代象征能力是在较晚时期突然出现”的观点。不过,即使在欧洲晚期旧石器时代,装饰品的分布也并不均匀,许多遗址完全没有发现穿孔或装饰过的物品。至于尼安德特人遗址中少量可能的饰品,不少出土地层本身存在问题,另一些则出现在智人已经进入欧洲之后。因此有研究者提出,晚期尼安德特人可能通过贸易或模仿,从邻近智人那里获得了佩戴装饰品的做法。 过去人们同样认为非洲中石器时代缺乏装饰品,但现在看来,非洲身体装饰的传统很可能比欧洲早数万年。如果 Border Cave 婴儿墓葬的年代和地层关系可靠,那么与其一起发现的穿孔海螺壳可能早于10.5万年前。北非 Aterian 文化的多个遗址也发现了骨制吊坠、有意钻孔的石片以及穿孔贝壳,这些遗址的年代有些可追溯到十几万年前。 到了较晚时期,鸵鸟蛋壳珠在非洲变得十分普遍。肯尼亚 Enkapune ya Muto 出土的珠子约有3.7万—4万年的历史,而其所在层位下方的地层可能超过4.6万年。南非和东非几个中石器时代遗址也出土了珠饰,其中坦桑尼亚 Mumba 的一枚鸵鸟蛋壳珠被测定为约5.2万年前。这样的发现说明,个人装饰在非洲并不是晚期石器时代突然出现的新习惯,而至少部分可以追溯到中石器时代。 比珠饰分布更广的是各种带有刻痕的物品。南非 Klasies River、Blombos、Hollow Rock Shelter,以及纳米比亚 Apollo 11 等遗址,都发现过被有意刻画的骨头、红赭石或鸵鸟蛋壳。在 Blombos,一块骨头和多件带有规则刻纹的红赭石出现在一个被约7.3万年前沙层覆盖的地层之下;Apollo 11 的一些刻纹物甚至可能早于8万年前。我们无法确定这些痕迹究竟是装饰、计数标记,还是具有其他用途,但它们至少说明,对物品进行规律而重复的视觉加工,在所谓四五万年前的“人类革命”之前已经存在。 颜料的使用 系统使用颜料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最醒目的文化特征之一。著名的欧洲洞穴绘画大约可以追溯到3万年前,而雕刻和可移动艺术品的年代也相当早。因此,颜料经常被用作判断象征行为是否存在的重要依据。 但这里需要非常谨慎。史前遗址中最常见的颜料是赤铁矿等铁氧化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红赭石。发现赭石并不自动意味着发现了“艺术”。有人认为颜料本身就是象征行为的证据,但另一些研究者指出,它可能有各种实际用途。例如赭石可能用于处理兽皮,也可能具有止血、消毒或驱除寄生虫的作用。只有当颜料与明确的艺术品、身体装饰或其他象征材料共同出现时,我们才能更有把握地把它理解为着色材料。更何况,颜料本身也很难保存:如果在史前已经被完全研成粉末,考古学家今天可能只能看到一点颜色痕迹。 欧洲一些尼安德特人遗址确实发现了红色或黑色颜料,有些还带有刮削和磨损痕迹。虽然有人将其解释为实际用途,但把至少部分颜料理解为着色材料也同样合理。这意味着我们不应排除晚期尼安德特人具有某种象征性或想象性的生活。不过,其中某些遗址的颜料出现在智人进入当地之后,因此也有人认为,使用颜料的习惯可能通过文化接触传播给尼安德特人。 在非洲,情况更加引人注意。红赭石在近现代撒哈拉以南社会中广泛用于身体、头发、珠饰、兽皮、衣物、墙壁和陶器的着色,晚更新世和全新世非洲遗址也留下了大量明确经过研磨的颜料。非洲岩画传统同样十分丰富。不过,保存条件会严重影响我们今天看到的材料。欧洲著名洞穴往往是深层石灰岩洞穴,而非洲许多史前岩棚只是暴露在风雨中的浅层岩壁。最早的壁画很可能早已随着岩壁风化和崩落而消失。因此,艺术品缺乏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象征能力缺乏。 一些非洲遗址仍然保存了罕见的早期证据。纳米比亚 Apollo 11 洞穴的中石器时代地层发现了绘有图像的石板,同时整个中石器时代层序中都有可以作为“蜡笔”使用的赭石。过去这些绘画层曾得到较晚的放射性碳年代,但新的测年表明,与之相关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可能远早于此前估计。作者借此再次提醒我们:所谓“艺术突然在很晚才出现”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可能来自保存情况和测年方法的限制。 颜料的获取与加工 更重要的证据来自中石器时代人群对颜料的系统获取和加工。早期考古报告经常提到赭石和磨石,但过去这些发现常被忽视,因为早期发掘控制不够严格,人们担心它们可能来自上方较晚的地层。随着更可靠的发掘不断增加,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在非洲中石器时代,颜料的获取、加工和使用并不是零星的偶然行为,而是一种分布广泛而有组织的活动。 非洲不同地区获取颜料的难度并不相同。在热带地区,富含铁氧化物的土壤十分常见;而在南部非洲,优质红赭石并非随处可得,因此人们甚至需要有意开采。斯威士兰 Ngwenya 山脉的 Lion Cavern 就曾进行过大规模赤铁矿开采,史前人类从岩壁中取走了数量惊人的颜料,而矿坑底部发现了大量中石器时代石器。博茨瓦纳 Tsodilo Hills 的洞穴中,也发现了与中石器时代采矿和研磨颜料有关的赤铁矿晶体、石锤和磨石。 南非 Klasies River 出土了180块红赭石,其中许多具有明显磨损面,一些小块可能像铅笔一样被直接使用;有些赭石上还能看到人为刮取粉末留下的痕迹。这些材料贯穿整个遗址层序,其中最早的一批来自超过10万年前的地层,而数量最多的一批属于大约6.5万—8万年前的 Howiesons Poort 阶段。 类似的现象并不限于一个遗址。Blombos Cave 出土了大量赤铁矿,有些似乎还被集中储存在洞壁的小凹槽中;Border Cave 整个中石器时代层序都有赤铁矿“蜡笔”,而前文提到的婴儿 BC3 身上也有赤铁矿染色。埃塞俄比亚 Porc Epic 则发现了近300块赭石,其中至少40块具有清楚的研磨痕迹,年代至少约为7.7万年前。 然而,最能改变时间尺度的发现来自东非。肯尼亚 Kapthurin Formation 的 GnJh-15 遗址中,石器、动物骨骼和鸵鸟蛋壳与大量赤铁矿共同存在,上方火山沉积的测年显示,该遗址可能已有约24万—28万年的历史。过去发掘出来的赤铁矿就有74块,总重量超过5公斤;新的发掘还发现了更多赭石,以及可能用于加工它们的、带赭石痕迹的磨石。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赞比亚 Twin Rivers 洞穴的早期中石器时代地层也发现了红赭石和黄色颜料,而覆盖这些遗物的洞穴沉积被测定为约23万年前。换句话说,有组织地获取和加工颜料的行为,可能在所谓“认知革命”发生之前十几万年就已经存在。 这些材料当然不能证明二十多万年前的人已经拥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艺术、宗教或完整的象征体系。作者也并不主张只要发现一块赭石,就能推断出复杂的精神世界。真正重要的是证据整体呈现出的模式:对死者的特殊处理、身体装饰、刻纹物品以及颜料的系统获取和加工,都没有在四五万年前突然同时出现。它们分别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逐渐进入考古记录,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十几万或二十多万年前。 因此,这些早期象征行为更符合一种逐渐形成、时有出现又时有消失的过程,而不是在某个单一时刻,由一次突然的认知变化创造出完整的“现代人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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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书院刘瑞祺
    去博物馆、图书馆,往往是去看美的事物。这次我们所见的铜奔马、马家窑彩陶、石窟佛像、壁画,都足以被称之为“美”,也以此吸引着人前来游赏。 甘肃省博物馆就囊括了上述的“美”。聚集了如此多的美,自然也有如此多的人聚集。直到来到佛像的前面,或是因为将要闭馆,或是人都在铜奔马前驻足,我们得以有些许时间端详。相比于走马观花,我们自然看得更加细致。“这尊是北魏时期的佛像,造型飘逸,有那种‘曹衣出水’之感”“这组像有点意思,是两个人相对,似是在说悄悄话,但你从哪一边看,都感觉有尊像的眼睛是看着你的。”不一会儿,万老师也来了。“你们看了之后,有什么发现与感受呢?”我们便将刚刚料体的内容复述了一遍。当然,光是知识性内容,肯定无法让万总满意,但她向问我们:“你们是怎么观察的?”我们都有点懵:不站着看,难道是趴着?躺着?蹲着?还真是!万老师和我们说:“看这些搬入博物馆的佛像,就需要蹲下看。原本这些佛像是放在何处的?都是放在高处,让礼佛之人仰视,以产生一种庄严之感,生发出宗教的虔敬之心,获得一种心灵的慰藉。”我们频频点头,万老师又接着说:“你们看这些佛像的时候,往往会认为,最初传入时的佛像是‘不那么美‘的,而北魏、唐代的佛像,则是‘更美的’,但美就是好吗,不美就一定是不好吗?” 博物馆里的佛像毕竟都是迁去的,真正要体会这些前朝佛像的魅力,还得去石窟里看。然而前去了炳灵寺石窟,却还是有佛像不在石窟中,而是建了一座殿宇存放。这是一尊卧佛,其神态轻松自如,平躺在殿中央,第一眼看下去依旧十分的美,但细看整个殿宇,不自然感就逐渐凸显。殿宇的庄严,与卧佛的放松,似乎并不般配。那么这尊卧佛在何处,更为自然,或者说,才是其本来的位置呢?太高,肯定不自然,那又要低到什么程度呢?小樊老师给我们展示了,原本这尊卧佛竟处在最下方,只是因为修建水库,周边水位上涨,此卧佛才不得不“起身”。 瞿昙寺中,有着一处地方,带有着一股神秘而恐怖的气息,是寺中的一处侧殿。此殿无法进入,但在门前有着一幅巨大的壁画。壁画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中间部分是一个倒挂着的人,披头散发,身体似乎只剩下皮,而左右两边则是同样倒挂着的虎的皮,下面则是一团火焰。可以说是非常恐怖了,似乎在进行献祭的仪式。这幅壁画似乎在常人来看很难说是美的,但其表现出了藏传佛教中的忿怒相造型,代表着密宗在宁静、慈悲之外,也以力量与惩戒的手段,破除世间与人心中的邪念的理念。 还是在甘肃省博物馆,出口处的文创,其造型十分独特别致,当时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无论是铜奔马头套,还是“黑马当先”的小马玩偶,以我的感受来说,就是有点丑又给人以惊吓,而修习过艺术的小樊老师也认为,这文创有点“不堪入目”,而浪费了其原型的俊俏与灵动。最初我们只是将其视为一件趣事,但在饭桌上谈起的时候,大家却逐渐脱离了“丑”与“美”(虽然大家一致觉得这确实有点丑)。从发出疑问:为什么这要设计的这么奇怪,甚至是不符合大众对美的理解。到寻找生活中的相似例子:现在的很多潮玩,比如labubu的一些设计,也带有着所谓的“审丑”现象。到最后做出推断:甘肃省博物馆的文创或许是在向年轻人的文化靠拢,以谋求更多的销量,或者关注。而至于这是好是坏?或许这又要扯到:博物馆文创需要迎合年轻人,还是应当坚守传统审美。这又与博物馆文创销量、不同年龄段人群购买力、博物馆文创与引领风尚的关联等等,又要扯上关系……. 以往跟随讲坛出来,虽然也知晓我们的行读与一般旅游、导游存在很大的区别,却不知为何,无法确切描述。一年枯燥的应试生活过后,再回来行走于天地之间,或许更清楚了几分:普通人自己出来游玩,往往只从主观的感受,走马观花一般,而兴致来去,也就只在片刻之间,忽一下便从慢步端详变成小步快走。其停留在物,却也只在物之肤层罢了;导游讲述,多是略讲其物,主讲其趣事,虽使人颇具游兴,却无法对物本身之意义进一步,甚有种舍本逐末之感;而讲坛行走,对于单件器物,从对其的主观感受,逐步推进到对其的深层内核认知。不离开物本身,发掘其背后的内在意义。而对于不同的器物,则又进行比较与思索。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在主观的美与不美之外,兴味自然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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