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于文艺之路
——记“上官云珠和她的时代”行走
迈入那条红砖路的时候,依稀回忆起历史课初次讲到“文革”的反应,所有人仿佛提前打好招呼似的沉默,整个教室中仅仅听到老师的一句:“这段历史不会去考,也不要常提起。”
思绪再次回到眼前,不知觉已到五原路张乐平故居前的集合地点。手中拿着已读毕的那本«上海的红颜遗事»,走进了那段尘封许久的历史。
一步一顿,踏上前往二楼的楼梯,那木梯发出咚咚的响,好似渐入的乐章,前调总是亢长。终是进入了书中曾提到的那间房——“在那里,两个小姑娘能看到弄堂对面的大园子。”
房间墙上挂着数十幅张乐平的自画像。万老师让我们细读了材料中的一段文字:“他把自己的头发画的如刺刀般,一根一根竖起来,画完后在‘遗像’的角落里提名«爸爸»。”
眼尖的同学很快就发现了那幅对应描述的画像,万老师提问道:“张乐平当时是想过要自杀的,你能从这幅画像中看出什么吗?”细细观摩这幅画像,画中的张乐平不同于其他时期的他,这幅画像风格迥异,画中的他怒发冲冠,眼神复杂而浑浊,绝望、痛苦、不甘、坚持……诸多感受通过他那双眼睛传递给我,那双眼仿佛直勾勾地盯着我看——他盯着那个昏黑的时代中的每一个人,也盯着现在拥有和平安逸生活的每一个人。
我看见,他的眼中,蕴含着那个时代共有的哀歌,也同样反射出那场腥风血雨的真相,他警醒现在的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下到一楼,见到了张乐平和他创作出的三毛。万老师问我们:“你们觉得,三毛的形象在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我当时回答的是:“因为三毛贴近真实生活中的小孩子”,但在行走结束后的这一周里,我又觉得:或许这样有些淘气而没有太多拘束的小孩子,也是“文革”背景下,无数大人(包括平民、文艺界人士等等)所梦想的样子吧。
三毛的形象在1949年之后发生了一大变化——他带上红领巾、做起“红”事,而那时的张乐平早已被批斗得厉害,几次抄家也抄走了他对这个时代的微薄希望,那时创作三毛故事的作用也许早已偏离了他原本的初心,所创作的内容也已身不由己。
离开张乐平故居,沿着街道一路向前走。本不该是落叶的季节,街道上的落叶却出奇地多,原因不置可否。边走,樊老师边说:“这条路现在是热闹街区里繁华的一条街道,但正是在这条路上,江青一步一步将恩人、朋友置之死地。”虽已经知道江青行径的恶劣,在真真实实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依旧寒噤。再联想到江青最后在痛骂声中结束的生命,又觉她的一生完完全全被嫉妒和权力掌控着,却是可悲而可笑了些。
在往前走一段路,转角处就见到一尊聂耳的巨大雕像。樊老师告诉我们,这里是聂耳的三处故居之一,在此立像也是因为如此。听樊老师、万老师讲完一系列聂耳的人生走向,觉知自己竟只能将聂耳与«义勇军进行曲»挂钩,不禁暗讽自己的无知。后来,樊老师也告诉我们,与聂耳共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田汉,在文革期间也遭受到了无尽的批斗,甚至连雕像都不曾拥有,大家提起田汉,要么静默不语,要么自动回避。
此时,心中泛起阵阵酸楚,站在这雕像背后,看见聂耳举起双手指挥的模样,好似不断地向前走。他向前方走去,走过这条悲剧之路,走上那条通往艺术的幸福之路,他化作这尊雕像,矗立在这座花园的前方,供世人瞻仰。而田汉,却化为历史的一抔土,消逝在尘埃之中。二人命运可悲可叹……
漫步许久,来到那座熟悉又陌生的街心三角花园。我们坐在普希金像之下,回忆上官云珠自杀前与姚姚最后的那次密会。她们母女好多次来到这座雕像前合照,而那次密会时,普希金像已被摧毁,只剩空荡的台阶在那里,她们可能像我们这样坐着,就这样,静静地等待,敞开心扉聊聊从前无法出口的话语。
思索良久。上官云珠为何要说这些话?她是希望将来女儿能等到一雪怨情的黎明时刻,可姚姚偏偏死在了黎明前那个只剩一点点黑暗的时刻,就像陈丹燕在“幸存者2”中写道的、全书真正的结尾——“现在我想的是,姚姚并没有安息。”
最后来到上官云珠跳楼的地方。再次翻开«红颜遗事»这本书,比第一次看时更加沉重,那筐小棠菜的幻影在我心中久久挥之不去。
心一阵阵绞痛。
回忆着那段历史,怀念着上海的“情调”,我们走在这一条条60年代许多艺术家所走过的路上,终于明白——“文革”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我们,应当留存这段历史的真相,做一个清醒的“观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