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于文艺之路
——记“上官云珠和她的时代”行走
迈入那条红砖路的时候，依稀回忆起历史课初次讲到“文革”的反应，所有人仿佛提前打好招呼似的沉默，整个教室中仅仅听到老师的一句：“这段历史不会去考，也不要常提起。”
思绪再次回到眼前，不知觉已到五原路张乐平故居前的集合地点。手中拿着已读毕的那本«上海的红颜遗事»，走进了那段尘封许久的历史。
一步一顿，踏上前往二楼的楼梯，那木梯发出咚咚的响，好似渐入的乐章，前调总是亢长。终是进入了书中曾提到的那间房——“在那里，两个小姑娘能看到弄堂对面的大园子。”
房间墙上挂着数十幅张乐平的自画像。万老师让我们细读了材料中的一段文字：“他把自己的头发画的如刺刀般，一根一根竖起来，画完后在‘遗像’的角落里提名«爸爸»。”
眼尖的同学很快就发现了那幅对应描述的画像，万老师提问道：“张乐平当时是想过要自杀的，你能从这幅画像中看出什么吗？”细细观摩这幅画像，画中的张乐平不同于其他时期的他，这幅画像风格迥异，画中的他怒发冲冠，眼神复杂而浑浊，绝望、痛苦、不甘、坚持……诸多感受通过他那双眼睛传递给我，那双眼仿佛直勾勾地盯着我看——他盯着那个昏黑的时代中的每一个人，也盯着现在拥有和平安逸生活的每一个人。
我看见，他的眼中，蕴含着那个时代共有的哀歌，也同样反射出那场腥风血雨的真相，他警醒现在的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下到一楼，见到了张乐平和他创作出的三毛。万老师问我们：“你们觉得，三毛的形象在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我当时回答的是：“因为三毛贴近真实生活中的小孩子”，但在行走结束后的这一周里，我又觉得：或许这样有些淘气而没有太多拘束的小孩子，也是“文革”背景下，无数大人（包括平民、文艺界人士等等）所梦想的样子吧。
三毛的形象在1949年之后发生了一大变化——他带上红领巾、做起“红”事，而那时的张乐平早已被批斗得厉害，几次抄家也抄走了他对这个时代的微薄希望，那时创作三毛故事的作用也许早已偏离了他原本的初心，所创作的内容也已身不由己。
离开张乐平故居，沿着街道一路向前走。本不该是落叶的季节，街道上的落叶却出奇地多，原因不置可否。边走，樊老师边说：“这条路现在是热闹街区里繁华的一条街道，但正是在这条路上，江青一步一步将恩人、朋友置之死地。”虽已经知道江青行径的恶劣，在真真实实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依旧寒噤。再联想到江青最后在痛骂声中结束的生命，又觉她的一生完完全全被嫉妒和权力掌控着，却是可悲而可笑了些。
在往前走一段路，转角处就见到一尊聂耳的巨大雕像。樊老师告诉我们，这里是聂耳的三处故居之一，在此立像也是因为如此。听樊老师、万老师讲完一系列聂耳的人生走向，觉知自己竟只能将聂耳与«义勇军进行曲»挂钩，不禁暗讽自己的无知。后来，樊老师也告诉我们，与聂耳共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田汉，在文革期间也遭受到了无尽的批斗，甚至连雕像都不曾拥有，大家提起田汉，要么静默不语，要么自动回避。
此时，心中泛起阵阵酸楚，站在这雕像背后，看见聂耳举起双手指挥的模样，好似不断地向前走。他向前方走去，走过这条悲剧之路，走上那条通往艺术的幸福之路，他化作这尊雕像，矗立在这座花园的前方，供世人瞻仰。而田汉，却化为历史的一抔土，消逝在尘埃之中。二人命运可悲可叹……
漫步许久，来到那座熟悉又陌生的街心三角花园。我们坐在普希金像之下，回忆上官云珠自杀前与姚姚最后的那次密会。她们母女好多次来到这座雕像前合照，而那次密会时，普希金像已被摧毁，只剩空荡的台阶在那里，她们可能像我们这样坐着，就这样，静静地等待，敞开心扉聊聊从前无法出口的话语。
思索良久。上官云珠为何要说这些话？她是希望将来女儿能等到一雪怨情的黎明时刻，可姚姚偏偏死在了黎明前那个只剩一点点黑暗的时刻，就像陈丹燕在“幸存者2”中写道的、全书真正的结尾——“现在我想的是，姚姚并没有安息。”
最后来到上官云珠跳楼的地方。再次翻开«红颜遗事»这本书，比第一次看时更加沉重，那筐小棠菜的幻影在我心中久久挥之不去。
心一阵阵绞痛。
回忆着那段历史，怀念着上海的“情调”，我们走在这一条条60年代许多艺术家所走过的路上，终于明白——“文革”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我们，应当留存这段历史的真相，做一个清醒的“观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