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曾扪心自问生死|采访郭方旋璇
采访前或是采访后,都久久无言,心中泪流满面。似乎当下作为学生的我和终将成为社畜的我,都很难找到一个机会坦诚地、平等地和别人对谈,抛开学业工作、压力、利益和社会关系。其实每个人细究起来都很有意思,只是人很少会被其他人仔细看见,以至于被人仔细看这件事,有点近似于爱。在这样微妙的感觉里,尽管我的本意自然是多聊聊对方的经历,但最终得以见自己,不胜惶恐。
采访虽有录音,却还是无法原文附上,只好做一些转述,希望词能达意,句能成章。
Q1:当初为什么会去做无证记者?
Q2:这段经历对您理解“人文”有什么影响?
A1+A2:因果或许和你说的相反,如果没有在讲坛的经历,我不会想去做记者:讲坛让我了解很多时事,世界观发生变化,从生活的接受者转变成想要改变世界的人……而作为文科生,我认为做记者能很好地实现这个想法 。但由于我从小就想做老师,所以本科时抱着“如果不做记者至少尝试过”的心态开始做新闻,类似于双线并行。选择做医疗报道其实是很偶然的,《人间世》爆火后,复旦青年的记者想做文字版,我辗转多家医院之后选择了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被那里的故事深深吸引。
印象最深的是追踪一位患癌的姐姐的过程,但或许叫姐姐也不太合适,因为如今我的年纪已经大于她当时的年纪。三月份见到她时我感叹她的美丽,医生却说她已活不过七天,我想要捕捉她七天的故事,便无可避免地看着她走向死亡……首先自然想作为一个同龄人去陪伴另一个生病的同龄人,可在陪她看动画片的时候病情突然恶化,以至双目失明。在还没有完全理解生死、腐烂的年纪,一行人在走廊里大哭。她的爸爸希望我们作为同龄人,能陪他走最后一程。其实是双方萍水相逢,但是我们被她吸引,我们选择去靠近,她和她爸爸也选择靠近我,总是一种缘分。
姐姐病重后很难接受自己的憔悴与混乱,我们只好在病房外做记录。她情况很不好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守了一个晚上,护士问我们——如果用最难听的话讲——在这里到底是干什么,是不是在等她死?其实你也不清楚你到底是在干什么,作为一个记者,你会说你要讲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的结局你已了然。但我后来认为,我首先是以同龄人身份去陪伴,其次才是记录,是为了在必然发生的命运里打捞出对更多人有意义的事情,让逝者的生命更有意义。她逝世后,同组的朋友陪着她父亲聊了一整个下午,父亲始终低着头玩着魔方,嘴里絮絮叨叨。所以我想,记者同时也起到陪伴和倾听的作用,总有些瞬间更适合对“陌生人”分享,熬过心灵的冬天。这和灾难采访很类似,的确有记者在吃“人血馒头”,但或许不能因为10%或更少的恶意而否定90%以上的善意和关怀。
Q3:有这段特别的经历,您会如何看待网络上“远方的哭声”这一概念呢?(比如巴勒斯坦难民、俄乌冲突一类事件)
A3:我还是更倾向于关注“够得着”的远方,近一些的远方。汶川地震的时候我读小学,学校有活动是给灾区的小朋友寄衣服、呼吁写信给他们,我在信中留下了自己的地址,收到了小朋友妈妈的回信,此后一直有书信往来,对方回寄了自己家做的蜂蜜,直到今天我们还有联系。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在关注远方哭声的同时又觉得自己可以切近地做一些事。你无需为自己做不了什么而感到痛苦,你了解他们的过程是在增加智识,你的关注本身对他们而言就是重要的,更何况现在虽然做不了什么,但未来的有一天或许可以。
Q4:前面聊到的话题曾经令我感觉非常痛苦、无奈和愤慨......您会如何看待学生接触政治性或沉重的社会议题呢?
A4:我对此态度其实很复杂......一方面是责任感的体现,另一方面太早知道无能为力的事情会徒增损耗。了解这些代表着人文关怀,以及我们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但是在我们承担这个责任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在孩子还无法承受的时候,一种无知的快乐或许更合适。抗战时西南联大南迁有很多讨论的声音,国将不国,无以为家,这些学生为什么还不去上战场?学生自己也会自我怀疑,我到底为什么还要在这里读书?蒋介石的回应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打仗有打仗的人在,而学生就应该是读书。”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冥冥之中或有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