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习问题1:阅读《上海的红颜遗事》后,你对姚姚的母亲上官云珠,有怎样的印象?你有哪些不理解或者想要进一步了解的地方吗?从下面这封上官云珠在罹患乳腺癌后,给姚姚的信,你从中读出了些什么?
阅读《上海的红颜遗事》后,我对姚姚的母亲上官云珠,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和复杂的情感。她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演员,更是一位在特殊年代中坚韧隐忍、深情厚爱的母亲。从这封信中,我读到了她对女儿深沉而无私的爱。她身患重病,却始终把女儿的前程放在首位,不仅不希望女儿因为她的病情回沪照顾她,反而劝姚姚在农村安心参加“四清”运动,锻炼自己、吃得起苦、了解社会。她知道女儿在自己身边被娇惯了,希望她经由锻炼成长为一位真正能够面对复杂社会的人。这种“放手”的爱,其实是母亲内心最深的牺牲。
她说“妈妈真想把过去的事儿好好同你聊聊”,这句话格外令人动容。在那个年代,她作为一位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所经历的“苦”不仅是物质上的困苦,更是政治与命运的沉重打击。她无法向女儿诉说太多,只能留下点滴暗示。这种“话到嘴边又咽下”的分寸感,是那个年代太多知识分子、文化人的无奈与克制。信中提到姚姚的生父“在海外”,并担心这会牵连女儿。哪怕自己已被抛弃,她依然体面地不去责怪,只是默默承受、竭力保护女儿。这种为人母的隐忍、担当,让我深受感动。她说“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透露出她对命运的清醒预感,也体现出她临终前的惦念——并非为自己,而是怕女儿因自己的身份遭受牵连。
我也不禁思考:在文革这样一个极端年代,一个像上官云珠这样的知识女性,还有没有“逃脱命运”的可能?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她是否可以以另一种方式活得更自由、更有尊严?但似乎,在那个历史环境中,只要你有“知识”、有“背景”、有“思想”,你就可能成为时代革命运动的牺牲品。无论你多么努力、多么忠诚、多么忍让,时代的洪流依旧可以轻易将你吞没。
预习问题2: 阅读《画未了:林风眠传》的节选,林风眠先生为什么要对自己的画做这样的处置?文中也提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其他文化人的命运,你怎么看?
林风眠先生之所以对自己的画作做出如此严厉而悲痛的“自毁”举动,是出于对“文革”政治高压环境下自身安全的深切忧虑。他的选择,是一位艺术家在时代洪流与个体命运交锋中的无奈挣扎,也是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下无数文化人所共同面临的生存困境的一个缩影。从节选文本可以看出,林风眠在“文革”前夕已对政治气候高度敏感。《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让他意识到,“文革”的序幕已然拉开。作为一位曾受西方艺术影响极深、创作风格突出“孤寂冷峻、色彩强烈”的画家,他深知这些作品极可能被扣上“资产阶级”、“黑画家”的帽子。在政治极端化、思想一元化的环境中,作品一旦被定性,不仅将招致批斗、羞辱,甚至牵连家人和朋友。因此,他才会说出那句沉痛的告别式的话:“那是罪证,被红卫兵发现还得了。”于是他选择将自己的三千余幅作品踩碎、烧毁、冲进马桶中,甚至“不留一张可以作为证据的作品”。这种决绝的行为,是为了自保,也是为了不连累他人。
预习问题3: 阅读陆洪恩《最后的演讲》,你觉得他为什么在人生最后时刻,要发表这样一通“演讲”?而巴金的《怀念胡风》(节选)是《随想录》系列的最后一篇,他生前一直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希望后人不要忘记这段脱离正轨的历史。巴金晚年的巴金为何在晚年要写下这样的文字,如何理解他的忏悔和反思?
陆洪恩的“最后的演讲”明知这是一场无法改变命运的“表演”,但仍然选择了坦率表达,原因主要有以下:
为真理留下最后的见证。面对扭曲的现实,他拒绝说谎,用演讲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最后坚持”。他明知死期已至,仍决然说出“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表明他不愿在谎言中苟且偷生。
是对民族前途的忧虑。他的批判不仅停留在个人遭遇,而是将视野拓展至国家和民族命运。他批判“砸烂文物”、“打教师”、“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指出这些行为使中华文化走向“文化沦落”,显示出他作为文化人的深切焦虑。
是对历史的呐喊,也是自我尊严的捍卫。他说:“不自由,毋宁死。”这是一种灵魂对奴役的拒绝,也是他对自我人格与尊严的最后保护。他宁可以“反革命”的身份被处死,也不愿在体制谎言中“行尸走肉般”活下去。
希望激起后人的反思。虽然当时的社会无法听见,但他或许相信历史会记住这个声音。正如他所说:“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是留给后人最深沉的警示。
巴金是一位文革的“幸存者”,这篇文章是沉痛的内心独白。理解巴金的反思与忏悔,我认为是以下几个方面。
对过去参与“斗争”的深深悔恨。他坦言自己在反胡风运动中“写了三篇文章”,虽然“没有恶意”,但也曾“推行歪理”“批评朋友”。他写道:“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这是他对自己参与“文革”式政治运动的深刻忏悔。
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同情。他文中写道“不能继续工作,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这是对一位文人命运的深刻哀悼,也映射出整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摧残。
承担责任,向后人“交代”。他说:“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这表明他不希望逃避责任,而是愿意让历史和后代对他的行为进行审判。他不是要获得原谅,而是要保留一个真诚、可信的历史见证。
对民族精神的守护与警醒。巴金并非只是为自己“洗清”,而是希望这段记忆“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唤醒国人对历史的反思。他曾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就是希望这种集体灾难不能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