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的阳光可以算得上是炎热，漫长的路上分叉出另一条笔直的小道，道路尽头的铁门被禁封着，只通向尽头旁边的一间小楼房——那便是张乐平故居。
我们就在这位先生故居前的一条小道上集合。话说这次的行走比较特殊，与往常行走的主题不一样，“文化大革命”这个主题，大部分人都不愿意提及，因此很有有关文革的展馆也几乎全部封闭，甚至连“文化大革命”这几个字也不会出现，通常用“那个时代”来代替。这也是我们在张乐平故居集合的原因，张乐平故居将张乐平有关文革那段时期的故事展示的清清楚楚，丝毫没有遮拦，大大方方的。
老师带着我们分批走进这个小小的故居。我走进去后才发现，原来这个故居是很狭小的，走廊，楼梯，房间这些地方都比较狭窄，灯光是偏黄的，就像文革时期这位文人内心黄昏的颜色。二楼，有一间专门展示张乐平生前给自己画的自画像的展览厅。大部分画，用笔沉稳，线条饱满，墨色深沉厚实，是张乐平作为一位慈祥的爸爸和才华横溢的文人，他那充实舒坦的内心。然而有一幅，在这其中最为突出，也最为刺眼，因为那是先生整备自杀前，为自己画的“遗照”。
“大家找一找，你们觉得，哪一张是张乐平在准备自杀前为自己画的‘最后的自画像’啊？”
我抬头找了找，随机指出一副画像。
画像上，只有先生一个人，憔悴苍白的脸。细长陡峭的线条和干脆利落的笔画，绘画出先生那副多愁的脸庞，以及那双充满焦虑和迷茫的双眼，眉头紧锁。那是他准备自杀前，为自己画的一张“遗照”，在作品的右下角用扭曲的线条题名为“爸爸”。或许是他由此称呼想到了他的儿子，想到了他的家庭，那个为他带来无限美好，无限温暖，无限力量的家庭，那个他在人间感受到的仅剩的部分温情。想着想着，他又不想这么离开了。可能是为了他的家人，也可能是为了他的作品，他的《三毛流浪记》。
“与预习作业描述上的一样，他把自己的头发画的笔直，在右下角为作品题名为‘爸爸’，你看这里就是他题的字。”
我们又到楼下去，去看了看张乐平先生笔下的活生生的三毛。那里的三毛很可爱，一个个都十分充满着生机与自由。有一张的三毛举着红旗发誓跟党走的画像，三毛穿的比平时更工整，也更有活力了。“看看这些三毛，是不是都比较接近当时的时事，比较的生活化呢？其实张乐平晚年还想把三毛在文革时期经历的事给展现出来！”文革时期的三毛？听起来很不可思议，我很迫不及待的想见见。不过，我们真的看到了吗？我们没有。
“那，为什么没有看到呢？”
“······”
“因为这些事都是不让画出来的。”有一位学生这么说。
“对，还有呢？”
“还有，三毛已经是政府的了，是国家的了”
这句话的潜含义我们都懂，张乐平先生，那时已经控制不了三毛系列作品的走向了，三毛已经不独属于张乐平了。
后来我们边走边说，来到了上海制片厂门前，看到了一个雕像。上面是一个工人，一个农民和一名军人。“这个图标大家看电影的时候都看到过吧！”“······”“哎呀，以前的老电影，上海制作的电影都有的！”“老师，我看到过一些电影，是有这个图标的！”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吗？”
“······”
“因为毛主席说过：‘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就是文化类艺术类创作，就是从事文化行业，艺术行业的人，都要为工农兵服务，也就是，为党服务啊。”
我们于是想到了上官云珠，以及和上官云珠那样，从事艺术，或者文化行业的演员啊，作家啊之类。“员工有一千多人，被打到的就有三百多人，情形很不容乐观，员工之间互相揭发，这也只是一个缩影罢了，这背后更恐怖的是那个时代揭发自己的亲人朋友来展示自己有多么‘红’的。出卖亲朋好友，将他们送进监狱，甚至杀了他们，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陷入了思考，江青不就是这样吗？将自己所谓在上海最好的两个朋友双双送进监狱。
于是我又想到了上官云珠，她当时作为一个四十多岁的演员，正值艺术高峰期，演技褪去了生硬和羞涩，可以说应该是炉火纯青。就在这么一段的事业黄金时期，她却因出生原因，被定级为四级演员，成为了最底层的无戏可接的演员。一级是延安老革命，二级是重庆抗日骨干······上官云珠她当时应该多么委屈，多么迷茫，多么无助啊。我终于可以理解，在《上海的红颜遗事》里的她，为什么总是为事业而焦虑，为什么一直渴求上进，又为什么要对姚姚要求这么苛刻了。这些所有的，上官云珠的心思和苦衷，我都能理解了。
聂耳雕像下，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讨论，毕竟这里是“红色基地”。聂耳，嘛，国歌作曲人，当然算“红色人物”了。在没了解过这段历史前的我，一直以为聂耳是那种受人尊敬，过的平平安安，日子很悠闲，别人请他来作词的，颇有才华的作曲家。
实则我猜对了一半。颇有才华是对的，聂耳从小受音乐启发重大，母亲是云南来的傣族人。聂耳的三观也很正，他写的《我之人生观》，不知道是在几岁了，大概是十几岁，和我们差不多大，写的十分“正直”啊！
过的平平安安，日子很悠闲是没有的。后来聂耳来到上海，结识了田汉。田汉，国歌作词人，当然也是十分有才华的。两个人都跟国歌这个“红”的代名词有关。在文革时期也都过得特别惨。聂耳最后是在日本的一条河里淹死了——得亏他被淹死了，因为比他活得久的田汉过的比他还惨。田汉直接死在监狱里了，好像是病死的，更可怕的是他死了他的家人们还不知道！听说死了大概有四年吧，他家人才知道，原来田汉已经死掉了。甚至有一段时间，就是樊老师小时候听过的国歌，甚至不是田汉写的原词。大致歌词我忘了，反正最后有一句“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这段听得，有点变扭······
之后我们来到了普希金雕像。这个普希金像是重塑的，并且它重塑过两次，第一次是在抗日时期被日本人摧毁的，第二次就是在文革时期被摧毁的。上海政府在文革后打算重塑一些被摧毁的雕像，但是只给了四万块钱，在成本的限制下只有一小部分的雕像被重塑，而普希金的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一部分原因是，他是俄罗斯人，而当时的中国正在全方面学习苏联。这是上官云珠告诉姚姚她要自杀了的地方告诉她有关生父姚克的事情，为自己所做过的行为后悔，她还告诉了姚姚不能告诉任何人的秘密，在那个时代不可告人，其实在现在也不是很可告人。关于她被毛泽东接见的事，疯狂的空四军闯进上官云珠，逼她交代，绝不仅是之前拍电影的意图，威胁她承认自己有罪······
“所以，我一直很佩服陈丹燕在《上海的红颜遗事》里写的，最后的结局，就是，姚姚还不能安息。”樊老师说道。
我回忆了一下，结尾确实是这样，当时的我还大为震撼，因为大多数书中主人公最后的死亡都是安详而平静的。反观姚姚的死，书中描述那天，下着大雨，因为姚姚还不能安息。
“姚姚，她带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她想要揭发，想要告诉大家这个秘密，她想要通过外国的一些途径去告诉国人这个秘密。她找了那么久，终于，她已经找到了方法，她就打算出国了，就打算揭发这个秘密了。她被车撞死了。”
“······”那，真的让人很心梗。
“那个秘密，放到现在还是，不可告人，现在它还是个秘密啊！”
最后，我们在上官云珠跳楼的，建国西路高安路的公寓。我抬头看了看，说实话，没有很高，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上官云珠跳下来的时候，跳在了一筐菜篮子里，她甚至还能说话，告诉别人她出在哪里。她是在被送去医院的路上死的。卖菜的人把菜洗了洗，便卖给了当天来买菜的人，因为这种跳楼的现象在当时是很常见的。这里也是带给我很大冲击的一段。
我在最后，有抬头望了望那座公寓。四楼的窗子，被封的严严实实，丝毫不透风，里面黑黑的，也没有人住，因为那是凶宅，整座公寓几乎失去了生气，在热烈灿烂的阳光下，它是多么阴沉，它是灰色的。只有公寓楼下的店铺，还有人在经营着，甚至卖水给我们，还同我们一起听着有关这里的故事。
“从这里四楼跳下来了！”那个老爷，神采奕奕的，也就这么说着。他应该不是第一次了解这个故事了，他的语气很平静。
这一路的行走，终于到此结束。我抬头看向了那扇窗户，从上往下，又看了看这个公寓。它像一个沉默的墓碑，纪念着被那个时代摧残的艺人们啊。它又像一个失去活力的忧郁寡言人，因为这里面住着上官云珠的灵魂，幽怨地审视着那个时代，那个世界。
